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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程益中

(注：本文译自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办事处前主任Panphilip(潘公凯)著《OUT OF MAO’S SHADOW (走出毛的阴影)》一书第九章《The Newspaperman(报人)》，译者詹涓，编辑魏寒枫。)

200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共官员仍在竭力封堵媒体报道SARS疫情。此刻，在中国只有一家报纸还在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发布疫情蔓延的消息。这就是被中共官员轻蔑称为小报的《南方都市报》，广东省的一家区域性日报。像中国所有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也隶属中共党产，总编辑由中共委派。此时，和广东所有主流报纸一样，《南方都市报》被要求按照中央宣传口径报道SARS已被完全控制的新闻，一字一句都不得更改，这就是中共通常强调的宣传纪律。与广东省绝大多数的编辑记者一样，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也知道，他们被迫放在头版的关于SARS疫情被扑灭的消息并不真实。参与这场骗局令他们痛心，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与身为宣传工具的同行们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国家的媒体里，有许多男人女人都梦想着想要做点事情，而不是单纯宣传和重复当局的谎言。令《南方都市报》这张以通俗的版式和图片著称的报纸与同行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编辑们不愿意放弃报道真相的机会，而且他们往前深入走了一步。

在对SARS的报道已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份报纸的编辑们开始寻求方法，想要对这个起源于其它地区的疫情做更真实的报道。他们想要弥补过去被迫发布虚假消息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伤害，向官僚机构显示其态度。几周后，他们的机会到了。在北京如期召开人大会议的第一天，该报其中一个前去报道会议的记者拦住了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这位副部长说话相当谨慎，但仍然露出了点口风。第二天，这份报纸打破了宣传部门对SARS报道的禁令，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指出当局已邀请国际专家来帮助其进行对疫情的研究。这是一个小小的突破，编辑挑这篇文章放在头版，是想淡化其藐视宣传部禁令的冲击力。但读者翻开报纸，在内页却可以看到一整页直接挑战当局对SARS立场的报道。报道引述卫生部副部长的话，承认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疾病的起因和治疗办法。此外报道还引用这位官员的话说，领导应向公众提供未来疫情爆发的更多信息，以此来防止谣言传播，比方说此前广东曾传说醋和其他民间验方可以预防疾病，以致群众疯狂抢购。

不小心走漏了风声的是这位官员，可中共指责的却是《南方都市报》。宣传沙皇们认为，报纸编辑不应追求报道真正的新闻，不能将副部长的话照登出来；比起发布SARS方面的新闻，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宣传好两会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尤其震怒。这位保守僵化的政客是在朝鲜拿的大学文凭。在北京与广东省的记者开会时，他大发雷霆，冲着《南方都市报》记者大喊大叫，指责广东的媒体太不听话，需要好好管一管。他认为他在北京参加每年最重要的党内会议时，《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令他蒙羞，他命令手下要严肃处罚这份报纸，同时他要求该报召回报道两会的记者，准备面对一次大扫荡。

这并不是《南方都市报》第一次惹恼党内高层，所以报纸的领导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迅速上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且提出了防止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几点计划。他们表示，写这篇SARS报道的记者已被开除，将报道放到头版的编辑也被停职。承担最终全部责任的是该报总编辑程益中，一个在中国报界的后起之秀，而他业已被降职处分。这份措辞严厉的检讨看来是安抚住了党内的头头们。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个被开除的记者仍然在为该报写稿，不过换了个署名；被停职的编辑继续天天来上班，不过换了个上班时段；而程益中也依然在管理着这份报纸，不过换成了执行总编辑的头衔。几个星期后，关于SARS的谎言被揭开，看起来《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而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则公开谴责谎言，承诺要令政府政务更公开透明。虽然中共对SARS报道的审查禁令一直未曾放松，但媒体内部所有人都知道，政治风向已经有点转向了，疫情可以得到更自由的报道。程益中指引员工开始大量报道以前无法报道的新闻。SARS报道重返报纸头版，而更大的新闻还在后面等着，程做好了准备，发布一条令该报此前的越界行为显得无足轻重，令中共与该报关系走向拐点、进一步恶化的新闻。

他是一个瘦削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外表英俊，嘴角带着狡猾而又自信的笑容。在办公室里他穿着随便，通常是普通的T恤衬衫加牛仔裤，他本来已经就很年轻，但面貌看起来比实际年纪更小。他当时只有35岁，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主流日报总编辑。可是当外人来到《南方都市报》编辑部时，他们很少会把他误认为是记者。虽然身材不够魁梧，面貌又显得年轻，可他身上散发着激情和一种天生的权威感，甚至会令更年长也更有资历的编辑记者也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从被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创办《南方都市报》的国有传媒集团公司聘用的那一天起，程益中就与众不同。在一间满是城里人的屋子里，只有他是安徽来的农家子弟。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和诗人海子，是他的怀宁县老乡。在南方日报新分配来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坦承参加过1989年民主示威游行的人。他过去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是中国南方最有名的学府，在大四时，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天安门运动。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游行，而程益中在接受南方报业集团面试时，却承认他参加了学生运动。而在当时，南方报业的领导们跟上级表示，集团没有一个员工参与示威游行。这样的表态现在看来站不住脚，但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迫害行动里，它却可以给他们一些政治庇护。假如他们聘用了程，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再将谎话编圆了。可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他。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惊人的决定。在中国墨守成规的媒体版图里，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南方报业集团是一块绿洲，在身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却也在不断试探底线。旗下最大胆的媒体叫《南方周末》，它证明了报纸在受到严厉审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保持优雅的文风，并因此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也激励了各地的记者。在中共的组织架构中，南方报业集团是宣传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党内有着一张各个利益团体结成的网络，这个集团在这个网络里同样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从意识形态来看，它是中共民主自由派的阵营。自从1957年开展的百花齐放运动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前任领导就开始创办与党内主流声音有所不同的报纸，即《羊城晚报》。其中一位创始人强调说，假如政治气候不允许记者永远讲真话，那么，他们至少应当拒绝说谎话。一代又一代，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记者们都在努力达到这个标准。

广东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迅速，在这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宣传利器。广东有一亿人口，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富有，而且也是除了西藏和新疆这种民族地区之外，思想最独立的地区。自毛泽东以降，中央政府一直都想要加强对广东的统治，因为广东人习惯于接受来自附近的香港，而非遥远的北京的讯息。部分原因在于广东有着与外界交流的长期传统――外国商人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一波又一波广东移民也在亚洲和西方社会站稳脚跟――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此一直对广东持怀疑态度，于是长期以来委派外省人来这里做高层领导。但广东人却以独特的身份而自矜，成长为一股不易妥协的政治力量。在1980年代，广东人成为市场改革的先锋，在北京当局还未应允的情况下，就开始力主进行改革。

对于像程益中这样，暑假在安徽的稻田里，帮助家人耕作的大学生来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个新的天地。他向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要留在广州，这座位于珠江边、经济兴旺发展的省会城市。他被安排担任《南方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份报纸是集团的核心出版物，最坚定的党的喉舌。他大学时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在这份报纸的另外一个部门工作，后来两人结了婚。半年后，《南方日报》派他去湛江担任驻站记者，这是广东省的一个海滨城市，南海舰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他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为报社当时最多产、也最有进取心的记者之一。他报道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乡村宗族之间绵延不断的冲突、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他尤其热衷报道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修建豪宅、徇私枉法的贪腐情况。他时常写些文章，会让编辑觉得太敏感，没法发表。编辑会把这类稿子转到内部参考，供官员审阅，或者干脆毙掉。程益中勉励自己，既然是做这样一份工作，碰到这类情况也是难免的。此刻，他还未完全成为后来那个理想主义的新闻工作者，他也会告诫自己，毕竟他所服务的报纸已经比大多数其他报纸都要更好了，而且新闻工作者的处境看来也在不断提升。在湛江的驻站记者工作告一段落后，1991年8月他被召回广州总部，担任文艺部特刊版的责任编辑工作。他野心勃勃，责任心强，工作勤勉积极，还入了党，想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总是第一个去办公室，给同事扫地打开水，把来稿和记者稿件整理好，齐刷刷地摆放在老编辑们的桌子上。

在1990年代中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面临经营危机。80年代末风波平息之后，保守派掌权，政治改革被叫停，但邓小平在1992年进行南巡期间，在广东停留了好几站，再次推进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进程。诸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这样的国营企业被告知，他们不能再继续依靠政府拨款，必须自谋生路。集团一度想要进军保健产品业、房地产业和其他领域，但遭遇一系列重大挫败，最终领导层决定，他们还是应该把注意力转回他们最了解的商业领域，那就是报业。

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南方日报》是门赔本生意，而且他们知道几乎不可能拿它赚钱。这份报纸是中共广东省委的喉舌，跟所有党委机关报一样，它受到严格的传统和条条框框的限制。在1980年代，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要求这些报纸在发表文章时，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而不再是“领导的语言”，但在他下台，遭到居家软禁后，中共废止了这样的要求。《南方日报》这类报纸仍然必须在头版报道千篇一律的会议新闻和空洞无物的官员讲话和官样文章；至于新闻审查官员认为不够积极，或者批评色彩太浓重的稿件，则仍然不能在头版刊登。在每次刊登领导图片时，他们仍然需要小心地去考量每张图片大小和规格，以免冒犯了某位大人物，以免传递出关于领导人党内地位的错误信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编辑部努力想要让《南方日报》办得更好，在报纸中注入更多真正的新闻元素，但他们最终只能对陈规旧俗做一点修补，而不可能彻底颠覆。想要赚钱，他们就必须从头开始创办一份全新的、打败陈腐规矩的报纸。新报纸仍然归国家所有，归中共控制，但它可以不是彻头彻尾的喉舌。相反，它可以是一份人们喜欢读的报纸。假如它能取得成功，广告和利润将随之涌来，中共也将得到一个更新、更有效的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程益中当时只有29岁，但南方日报当时的社长想让他主导创办这份试验性的新报纸。管理层希望能找到年轻人参与创刊，而老编辑们对程非常推崇，认为他不仅有才华有能力，同时还很招人喜欢。这是一次很大的提职――一共只有三个人担任创刊委员会的成员――程觉得当时自己并未做好创建新报纸的准备，但他还是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他研究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集团早就决定，这份报纸将是小开版的报纸，名为《南方都市报》，程益中的注意力因此放在早前其他省委机关报创办的这类小报上。接着他写下了一万多字名为《南方都市报基本法》的行动计划，探讨如何才能让《南方都市报》超越其他所有报纸。他甚至亲自设计了新报纸红黄两色的报头。传统上报纸习惯用领导人的书法作报头，比如《人民日报》的报头就由毛泽东执笔，但程益中不希望这张报纸有这个色彩。所以他选择了古老的魏碑字体，这代表了他对这份报纸的理念：这份报纸应该成为一座丰碑，它应该历久弥新，令后人抚今追昔。

1997年1月1日，作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上市，程益中任副主编，主导报纸内容。第一期只有16版。当时全报社总共只有不到100名记者和编辑，程益中每晚要花很长时间，自己亲自编辑和设计好几个版。他感觉这份工作让他备感兴奋、心生满足感。他觉得自己好像正站在原点，将要参与创造一段历史，他似乎觉得他正在做着的事情，可以落实他在1980年代末参加示威游行时的理想，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传统职责。他看过描写水门事件的电影《总统班底》的盗版影碟，他想象自己是在打造一份像《华盛顿邮报》那样的独立报纸，一份作为监督者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报纸。他住在由集团提供的公寓里，房子就在办公室附近，但他却时常睡在办公室里。他妻子抱怨说，有时候会连着几天见不到他人影。这对夫妻刚刚生了个小男孩，但最让他宠溺的还是他的报纸。

“我爱我的工作，”程益中告诉我，“它契合我的理念和价值观，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在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情。”

创刊伊始，《南方都市报》在亏钱，第一年亏了超过100万美元，一些集团领导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但程益中很自信，简直近乎狂妄。在一次会议上，他预测这份小报将成为全中国最好的、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最赚钱的报纸，这话在当时听来实在遥不可及，不少头头们听后都哈哈大笑。但他们的怀疑，看来只是让程更加坚定，他在不断追求改进这份报纸的品质。《南方都市报》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忌，刊登其它报纸完全不可能刊登的稿件，那些人们真正想要去看的报道。它在头版刊登国际要闻，而传统的党报从来不会这么去做。当黛安娜王妃在巴黎死于一场车祸时，其他报纸只刊登了短讯，而《南方都市报》用四分之一的报纸版面报道了这起事件，令新闻界哗然。当关于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被斯塔尔报告揭露后，《南方都市报》用10个版刊登了报告节选。在审查此稿时，宣传部官员表示极为不满，形容这份报告“太粗俗”，但程益中希望读者在看到它时做一个对比，因为中共有不少官员做的事情更丑陋，但从未被报道出来。不过在其它时候，这份报纸同样也会被迫充任党的宣传工具。当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该报用12个版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轰炸事件以及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由当局暗中操纵的反美示威游行。

程益中的理念很简单――他问自己想要看什么，然后就会让记者去写。《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个提供每日消费资讯版块的报纸――周一汽车，周四房地产。在1998年世界杯决赛期间，这份报纸出奇制胜，连续43天，每天做8个版的世界杯报道，令这个为足球而颠狂的国度为之惊喜。程益中本人自上大学起就是电影迷，他当时也写些影评文章。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虽然《南方都市报》在体育和娱乐版块非常抢眼，但程益中也知道，他必须为读者提供另一种他们渴求的稀缺元素――那就是可以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的新闻报道。做这样的报道确实有市场因素在里面，但跟利润同样激励程益中的却是新闻工作的准则。在每周的员工例会上，他不断地提醒记者，他们是在为大众服务，鞭策他们要成为政府官员和权贵的监督者。当编辑记者问他，某篇稿件或新闻太敏感，是否应避免发表或报道时，程益中总会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编辑记者自我审查、充任宣传部官员的角色，他认为这非常糟糕。他希望编辑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想方设法越过障碍，全力以赴争取把新闻发出来，而不要去自我审查。在他的指引下，《南方都市报》开始以关于犯罪和腐败问题的社会性批评报道而闻名。在一篇内部交流中，他对一篇指责妓女卖淫的稿件提出强烈批评，指出报纸应该为弱势群体讲话，妓女也是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大家有本事就要去监督和批评有权有势者。在中国，其他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只做外省的批评报道，只批评老百姓的陋习和差错，避免激怒当地官员。而程益中则不遗余力地把批评的矛头对准广州和广东其它地区，因为这里才是《南方都市报》读者大本营。在创办早期，《南方都市报》关于当地餐馆使用潲水油的调查报道和广州空气严重污染的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官员极其震怒，跟省委宣传部抗议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损害了广州市的形象。但程益中冷静地维护这篇报道，对宣传部门表示，当地官员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报道揭露了他们的无能和工作失误，要说报道损害了谁的形象，那也只能说损害了必须对此负责任的官员和部门的形象。

软硬结合的新闻模式，令《南方都市报》在读者中迅速走红。创刊第一年年末发行量是8万份，到了次年底就窜升至近40万份。在1999年，发行量超过60万，广告开始大量涌入，报纸第一次赚到钱了。2000年，这份报纸成为中国最厚、同时也是卖得最贵的日报，72个版售价12美分左右。发行量迅速突破100万大关。程益中被提拔为总编辑。他的好友，一个名叫喻华峰的广告销售人员，成为头牌业务员、该报总经理。这两人都很年轻，但这份报纸的员工更年轻。2200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7岁，资深编辑的平均年龄也只有33岁。

对程益中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个兴奋莫名的年代。《南方都市报》从一个成功跃向另一个成功，成为中国最赚钱、阅读最广泛、最受公众喜爱的报纸之一。其他党报也纷纷效仿，创建了类似的以市场为取向的小报，想要复制《南方都市报》的成功。在谈起早年岁月时，程益中告诉我：“很兴奋。坐在办公室里，我可以听到报纸成长的声音。你可以布置一篇文章，刊登它，报摊的销量就会跟着上去。你知道读者是在拥抱你的报纸，你也可以感受到你的报纸在越长越大，越长越好。这种感觉特别让人满足。”《南方都市报》用的图片越来越多，购买了新的彩印设备，搬进了广州市中心一个更大、更现代的采编中心。此时的程益中没有太多烦恼，如果说有的话，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百般阻挠，他还没有办法把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招牌挂到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

成功令《南方都市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程益中也在不断要求记者们更加进取。他对他们说：“在报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不依附权力而生存，现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一份有权力的报纸。”但在树立地位的同时，《南方都市报》也在树敌。担任总编的第一年，旁边的深圳市想要禁止当地报摊销售这份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南方都市报》的批评报道很不受官员欢迎，也因为这份报纸正在从深圳本地报纸那里抢广告和读者。程益中和喻华峰组织报社予以反击，送了一个20人的记者队伍去深圳，请了1000人，在当地免费派送数万份报纸。次日，该报头版头条为“《南方都市报》在深圳遭到封杀”。但程小心地将批评集中在掌控深圳报摊的官员头上，避免直接批评该市头头脑脑，还刊登了几篇恭维深圳的文章。一个月后，禁令终于被取消。

在那些年，阅读《南方都市报》，是在阅读一份有态度的报纸。在中国，绝大报纸在报道犯罪新闻时，总会让读者感觉，警察局的工作做得很好，违法犯罪者总会被抓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南方都市报》在报道此类新闻时，却做出了相反的暗示，指出中国执法机构权利被滥用的问题。比方说，有一篇激怒广州当地官员的文章报道说，一位在工厂打工的年轻女工被绑架，然后被胁迫到广州市据说整治得很好的区里卖淫。“我们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没有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对社会是有害的，”程益中表示。“这只是个常识，但我们的报道要引导读者去追问，为什么我们的体制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它会出那么多的问题。”

在报道惹恼了广州、深圳和其它城市的中共官员时，这份报纸享有一点官僚机制上的优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广东省委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组织架构上比市一级要高。如果《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让哪位当地领导很不开心，他也不能直接去处罚这份报纸，而是要去跟省里的宣传部门告状。视问题严重程度，广东省的宣传部门可能会斥责南方报业集团，要求其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做出适应的处理。在每次被训斥后，程益中都要被迫写一篇检讨，检讨其所犯的错误，并且深挖根源。在中国，写这一类的检讨很需要有点艺术，首先需要评估领导们有多生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随后再提出自我惩罚的方案，以求安抚他们。不止一次，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指责程益中的检讨态度不够诚恳，要求他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有时候对报纸施加的压力太大，程益中要被迫将检讨或道歉信刊登出来。他很讨恶这样去做，但他知道，想要让报纸继续发行，他必须要付出代价。

集团尽一切所能去保护这份报纸，但随着官员对该报的指责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强硬，程益中想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方法来对付它们。他请来了一个专家，那是中国内地小城市的一个宣传官员，由他来执笔写检讨。这个人完全了解上面希望听到什么。他也知道何时抗争，更重要的是懂得何时撤退，怎样撤退。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南方都市报》可以对上面表示，他们开始进行调查，或者要求某位编辑写检讨，或者通过扣资金、停职甚至开除的方式对相关员工进行处罚。不过，检讨信里给宣传部门领导们看的这些措施，跟南都编辑部里正在发生的事实没有任何联系。假如南都真的落实了这些惩处，有些记者可能已经被炒了两次三次，有些编辑也许一年就被扣光了三年的奖金。

程益中在不断挑战当局容忍的底限，但他也意识到，有些报道还是会过火。他也知道最大最后的禁忌所在，所以他没有挑战一党专政，或者报道诸如1980年代末这类题材。他愤怒的是，即便如此，中共的官员们也总是横加阻拦，而且基本都是基于官员自私的个人原因。官员们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什么中共的名声；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仕途受阻，而不介意报纸揭露的社会不公和其它弊端；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正确，完全就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程益中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其实你可以反党，但不可以去反党员。因为一党专政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人专政，党只是一些人披在身上捞钱的袈裟，党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维护社会稳定只是为他们自己滥用职权为所欲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已。”

有一次，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南方都市报》集中发了几篇批评报道，因此受到一连串斥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召来程益中和他的编委会成员训话。程益中对于钟阳胜这种思想僵化、态度刻板的中共官僚无甚敬意，不过在这3小时里他没说一句话。在会后跟同事们一起午餐时，程益中对钟训话的空洞乏味和官腔官调，进行了一连串的讽刺调侃。结果在当天下午，钟的一个手下就打来电话，责备他辱骂省委领导。程益中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和困惑。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程益中猜测这位告密者并没有敢将他出格的言辞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宣传部长。但经历此事，令他意识到在一党专政的国家，管理一份报纸将面对多大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在“走钢丝绳”，处境“危机四伏”。

但在他有机会打破对SARS新闻报道的管制时，他没有犹豫。政府强迫《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明明不是事实的文章，贬低报纸的尊严――同时违背了老一辈编辑信奉的是即便讲真话不可能，也必须要拒绝说谎话的信条――他想要显示他们的力量。《南方都市报》业已壮大，他认为中共官员不会因为SARS报道而将报纸关掉。他觉得最坏的可能是他们将他开除，而他认为这样的风险还算值得。他认为SARS疫情的报道恰恰是一份好报纸应当去追逐的新闻。

几周之后，对编辑们放到他案头的另一篇更冒险的报道，他也持一样的看法。

最初的新闻源头，是出现在互联网的BBS上。拿到消息的陈峰，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新员工，但在同时，31岁的他也是报社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这是个身材矮小、很有幽默感的小伙子，剃着小平头，戴圆边眼睛，他曾供职《财经》，这是中国最富盛名的商业杂志，此外他还在河南帮助创建了一份报纸并任常务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社请他过来加盟深度报道组，这个部门有十几名有经验的记者，负责长篇调查性报道。就在上任几天后，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大学生给他留了个短信――她有个新闻线索想要给他。她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收容站莫名死亡。她并不知道太多细节，只知道死者刚从大学毕业，名叫孙志刚。

陈峰立刻就看出了这篇报道的潜力。收容制度臭名昭著，权威机构借此推行暂住证制度，并且可以通过收容站，将不想要的在城市谋生的人，通常是农民和没有生吃户口的人赶出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几个曾遭遇收容的朋友，警察可以随便在大街上将人拦住，查看他们的证件，假如少了什么证，就可以立刻将他们带走。对于权力的滥用，几乎没有任何监管政策，而警察常常会在人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时将他们抓走。被收容的人员通常是被遣送回原籍，但收容站在遣送前，往往会收取费用。假如被收容的人没有钱，也没有人出面保他们出去，那这些人就只能在监狱的农田或工厂做活，以此来赚取自由。

陈峰意识到，一个大学毕业生死在收容站，这会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但同时在政治上也非常敏感。他不能确定《南方都市报》是否能在收容制度这个问题上发表任何文章。从以往的经验上他可以知道，大部分媒体都会明确避开任何对于司法机构的批评报道，公安局、法院、监狱，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禁忌性的话题。但当陈峰跟编辑说了孙志刚之死的事情后，编辑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嘱咐他继续调查下去。他对此印象深刻。这正是他来广州的原因――去为一个有勇气、有影响力，做真正的新闻的报纸工作。

陈峰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孙志刚的家人。在孙志刚死后两星期，他的父亲仍在广州，想要寻找儿子死去的原因。他是湖北乡下的农民，官员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他们只告诉他，他的儿子是因为心脏病突然死亡。但其父坚称，孙志刚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刚刚27岁。他在收容站遇到了什么？警察又究竟为什么要拉他去收容站？孙志刚才搬来广州，有一份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且据他父亲说，他的一切证件都齐全。陈峰于是建议孙父找一个律师，请一个法医，先做尸检，取得法律方面的证据。

随后陈峰找来一位同事与他一起进行报道。王雷从长相上基本是他的反面，他又高又瘦，留长发和山羊胡子，但两人对好新闻的热情是一样的。两个记者一致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孙志刚的死因，那这篇报道就很少有下笔之处。当孙父打电话来，表示在广州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接下这个案子时，他们鼓励他继续找下去，并且强调尸检的重要性。他们说，假如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报社就没法帮助他。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收集证据――警方记录，医院病历，所有当局愿意让孙父复印的资料，但这当中没什么有用的材料。到了4月中旬，也就是他们着手调查三周后，陈峰接到王雷的电话。孙志刚原先的同学筹集到了尸检的钱，他的家人将验尸报告的结果复印了一份给他。这个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是被人殴打致死。

陈峰冲回编辑部，跟王雷一起研究验尸报告。他们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了里面的医学术语，但结论很清楚。孙志刚的身体大面积，包括胳膊、双腿、肋骨和后背遭受到了剧烈冲击。冲击极其剧烈，导致他陷入休克，身体器官衰竭，因此致死。两个记者带着他们手上的所有材料，见了《南方都市报》的分管新闻的编委杨斌。杨斌立刻告诉他们继续跟进这条报道，并且给出了两条明确的指引。第一，他告诉他们要特别小心，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如此敏感的新闻报道，不容有一个细小的错误。第二，他让他们要尽快完成调查，在宣传部的人听到风声、禁止他们报道此事之前将文章做出来。《南方都市报》可以将文章尽快刊登，这是因为中共不可能安排一个新闻审查官部队，在上摊前阅读每篇文章。宣传主管部门的做法是依靠记者自查，同时定期针对特定题材下封口令。蔑视上级指引，这自然很危险，但假如能在下禁令前快速行动起来，那报纸就可以声称他们并没有蓄意违反任何禁令了。

杨斌并没有跟两位记者提出，他们的这篇报道太敏感，也许没法刊登出来。但在午饭时他见了程益中，跟他提及了两位记者的发现。他很担心，因为《南方都市报》已经跟广州的公安和其他执法机构结下了梁子。这都是些很危险也很有实权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通过跟宣传部门的头头施加压力，来表达其愤怒。但一篇如此有份量的关于收容体制的文章，将会令对方采取更有力的报复手段。这篇文章的时机同样有问题。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因为违反了SARS的宣传禁令，已经如履薄冰。从技术上来讲，他甚至已经不再是该报总编了。但程益中觉得这篇报道太重要了，忽视不得，于是告诉杨斌一定要将报道发出来。

两个记者动作很快，开始分头行事。陈峰去见了法医，对方很紧张地解释说，从伤势来看，孙一定是遭受到了残忍的殴打，而且殴打应该发生在他死亡时间72小时之内。王雷则装作孙志刚的亲戚，去了收容站的医院，他在那里询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并且录下了他们的种种搪塞之辞。他们还采访了孙志刚的家人和朋友，他的室友和老板，大家共同整理出了孙志刚生命最后几天的时间表。他是在不到一个月前来的广州，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被拘当天晚上11时许，他给室友打来电话，说他在去网吧的路上被两个警察拦了，因为他没有随身带任何身份材料，所以他们要把他带去当地的派出所。这位室友立刻就带着孙志刚的身份证和钱想要去保他出来，但警察在放走了其他被收容人员后，却不肯放孙走。其中一个警察表示，他们有权决定该留谁该放谁。后来室友在收容站里看到了孙志刚，悄悄问他是不是得罪了警察。孙志刚回答说他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并没什么大问题。第二天，一位朋友接到了孙志刚打来的电话，此时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害怕，说他要被送去收容站。这位朋友给孙志刚的老板打了电话，后者去了收容站，想要把他保出来，但他也被拒绝了。第三天，孙志刚的朋友们得知，他已被转去收容站医院，于是想去探望他。医生不许他们去看，说是只有他的家属才能来保他。而当在被收容的第四天，朋友们再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陈峰和王雷将对公安部门的采访安排在了最后。他们去采访了派出所、收容站、医院和公安局，没人开口跟他们说话。唯一接受采访的是市局负责管理收容制度的一个小官僚。陈峰没有预约，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人正在电脑上玩扑克游戏。他同意搁下游戏接受采访，但他表示他“99%确信”孙志刚在收容站没有受到殴打。他表示，在收容站和医院病房里都有摄像头，所以假如真有殴打的话，上面的人也应该会发现并且制止。可在陈锋表示想看看监控录像时，这位官员却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陈峰和王雷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他们本打算第二天再写这篇文章。巧的是他们碰到了杨斌，而杨斌问他们采访进展到哪一步时，他们提及在当天上午采访了警察局。杨斌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应该在最后一刻再去联系公安，以防警察局一个电话打给宣传部，禁止这篇文章刊登。随后他让他们坐下来，立刻开写这篇报道。他希望当天晚上将稿子登出来。

陈峰和王雷没吃晚饭，奋笔疾书，在晚上9点半写完了文章。他们讲述了孙志刚的朋友曾如何努力想要将他保出来。他们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孙志刚身上的多处伤情。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警察将他扣在收容所，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他们指出，只有无家可归者、失去经济来源者，以及没有身份证的人才是收容的对象，但孙志刚的朋友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他的身份证件，证明了他既有居所亦有工作。这是篇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新闻报道，笔法生动，情绪克制。一直是在文末，陈峰和王雷才开始引述亲友的话，描述孙志刚是个怎样的人：他很有才华、工作努力、为人固执。在文章后面，他们配了一张孙志刚家人从湖北小乡村来到广州的照片，展示了他在读书期间拿到的奖状。文中引用了孙父的原话：“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杨斌在报纸内页给这篇报道留了两个版，在头版下方放了一个大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下方加了一行小字：“大学毕业生，27岁，在广州街头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

再过几个钟头，印厂就要开始印刷次日的报纸了。当夜班编辑读到孙志刚一文时，他犹豫了一下。杨斌告诉他，程益中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并且批准见报，但夜班编辑还是想让总编辑再最终考虑一下。假如改变主意的话，撤版还来得及。可在夜班编辑去程益中的家中找到他时，程益中还是下令，坚决刊发此文。

程益中十分清楚这篇报道将会引发多么大的震动，他一夜无眠，迫不及待地等待报纸出街。他相信全中国的人都会谈论此事，在离开办公室前，他特意提醒下属，要尽快把报道传给新浪网和搜狐网的编辑。这两个门户网站的读者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报纸或杂志，同时，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公司运营，在面对新闻审查时回旋的余地要更大一些。虽然两个网站不得进行新闻采访，但可以刊登全国各个公开发行的媒体上的文章。网站在全国拥有巨大读者群，因此可以吸引人们关注新闻事件，影响社会舆论，并且可以用党报所不具备的方式进行公众议程设置。像《南方都市报》这类的报纸兴起，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媒体版图，而互联网助推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程益中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互联网的潜力，《南方都市报》与新浪和搜狐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天凌晨2点钟左右，《南方都市报》都会将最好的稿件提供给对方。而在这两家网站首页放上《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时，点阅率开始攀升。网络加大了报纸的影响力与冲击力，而且在内容上网后，宣传部门更加难以禁止其传播。程益中知道，一旦孙志刚之死的报道上网，就不再仅仅是一宗只会让本地官员跳脚的本埠新闻。这将是个全国性的报道，拥有全国读者的关注，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其他重大新闻，可对孙志刚之死这篇报道的反响，是程益中在此之前见所未见的。人们读到此文后，立刻发email将文章转发，在中国最著名的BBS上，文章被不断转载。《南方都市报》编辑部不断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发来的传真，他们想要表达愤怒的情绪，或者诉说自己在收容站的遭遇。几万人在新浪和搜狐留言。程益中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两个网站的留言数量不断攀升，他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他和报纸正在其中。这篇报道表达了民众对收容制度的憎恶，人们现在想要公开表达对它的不满。记者们在不断接听电话传真，编辑部一片忙乱。陈峰和王雷根据对孙父的采访，完成了一篇后续报道。但在下午，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官员打来电话，下令《南方都市报》对此案不得进行任何报道。

对于这通电话程益中并不意外。他一整天都在等当局的电话，而他们的静默只会让他更加备感焦虑。他本来担心上面迟迟不发话，是在筹划着对他和报纸采取严厉的手段。现在他至少明白他和他的报纸处在怎样的境地了。他召来编辑记者开会，告诉陈峰和王雷，就算暂时没办法刊登相关稿件，但他们还是应该继续跟进孙案报道。他说报道被禁，只是一个暂时的挫败，他发誓要找到对策，会尽快把暂压下来的报道见诸报端；并且就算当局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案，那他们还可以报道其它类似的收容案件；如果他们禁止《南方都市报》报道其它收容案件，那他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他说，报纸应该继续质疑和挑战收容制度，因为一份好报纸就应当倡导社会进步。程益中肯定地说，假如《南方都市报》做好了本分工作继续报道下去，那么收容制度一定会被取消，收容法一定会被废止，而这就是《南方都市报》的奋斗目标。

陈峰和王雷对视了一眼。要政府取消收容制度这种想法，听起来犹如痴人说梦，他们都觉得总编辑疯了。

几周过去了，事情看起来真是出现了转机。中共新领导层刚刚取消了对SARS报道的禁令，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希望越来越大。关于政府诚信公开的讨论，令宣传部的新闻审官员们再也站不住脚跟。广东的宣传主管部门虽然禁止再报道孙志刚案，但北京的官员并未下此禁令，所以北京的报纸开始跟进报道《南方都市报》暂时所无法报道的新闻。陈峰和王雷写的那篇后续报道，虽然《南方都市报》没法刊出，但却出现在一家北京的报纸上。陈峰将文章交给了那家报社的一个编辑朋友，她用了一个笔名将文章登出。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开始深度挖掘收容制度的黑幕，在过去这样的题材完全是个禁区，但现在，编辑可以安排记者去采写这类新闻了。浮出水面的景象越来越令人震惊、令人悲愤。收容制度的动机，据中共声称，是要去帮助无家可归和没有生计的人回到家乡，可现在它却被警方用来“清洗”社区，为自己创收，其背后的实质就是黑金政治，无异于政权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当然照例会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每年警察要无端随意逮捕200万人，将他们发配到700个收容站的庞大收容体系中去，并且要让被收容者拿金钱换取自由。报纸和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收容站的可怕故事，男人和女人们被无端地抓起来，不仅遭到勒索，还要受到残忍的伤害。有一个中学生在南宁街头迷路，随后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时遍体鳞伤、身无分文、语无伦次。两个13岁的女孩子被送去江苏省的一家收容站后，被老鸨 “购买”，后在北京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性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但对方随手将证件撕碎，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程益中设法让《南方都市报》继续走在报道的前列。迫于压力，当局高调宣布将对孙志刚案进行调查，于是他派记者住在孙家人所在的旅馆里，这样可以更严密地跟踪调查进展。他派其他记者采访法律学者，了解对收容制度的相关制衡性法规，随后《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一位市政府高官肆意将被收容者的范围放大。《南方都市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收容法和收容制度的言辞犀利的社论。这份报纸实际上是在打响一场圣战。程益中觉得现在没时间去追求所谓的客观了。强力支持收容制的国家机器和机制太强大了，而主张正义的力量又太弱小，眼下《南方都市报》不可能后退，也不可能不明确表达它的立场。

程益中在中共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广东省委就孙志刚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省委大员观看了由闭路电视摄像头拍下的孙志刚在收容救治站被毒打致死的录像。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画面。一帮人用棉被蒙住孙志刚，然后连续对他拳打脚踢，持续十几分钟。官员们还得知，这个收容救治医院开业不到一年时间，期间先后收治了近千人，近有100多人非正常死亡。程益中力促陈峰和王雷采访其他死难者在这个收容救治医院遇到了什么事情。他说，假如能弄到这个监控录像，就更好。

两名记者竭尽所能，但没有太大收获。没有哪个广州官员还愿意跟《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讲话。但陈峰还是又写了一篇出色的调查报道，详细介绍了湖南省的收容所是如何用每人13美元左右的价格，从广东警察那里“购买”下被收容人员。湖南省当地的警方，没法抓到足够的人提供给收容站，他们赚的钱不够多，所以要从外地买人。被收容者想要出去，就得出更高的价钱。没法筹到钱的人就只能像奴隶一样在监狱农场干活，或者被“转卖”给别的收容站。陈峰在文中写道，在5年时间里，该收容站赚到了近50万美元。

不仅仅只有媒体在群起批评收容制度。北京3位年轻的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其重新审查收容制度是否违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3人发现一个言辞比较含糊的法律条款，给予公民做类似请愿上书的权利，于是他们3人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周后，5位著名法学教授支持了他们对法律的此种解读，并且也发出了审视收容制度是否违宪的请求。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公众的义愤仍在持续发酵，孙志刚的朋友和同学建了一个纪念他的网站。甚至有人提出要在广州为他组织一次守夜。

在此期间，中共新任领导人一直对此保持缄默。假如他们像对待SARS的问题一样，积极应对坊间取缔收容制度的呼声，采取又一次大胆改革，那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他们与前任和中共老官僚之间的鸿沟。他们看起来是在严肃考虑未来的决策，但没人可以肯定结果是什么，也不指望能迅速看到结果。连《南方都市报》也不敢预判领导层的考量结果。《南方都市报》发表孙志案之死一文不到2个月后，一天晚上大概9点钟左右，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一条消息：新任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700多所收容站随即关闭。在《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部里，有人拿着新华社的通稿，跑去给程益中看。他惊呆了。他转过身来对同事说，他没有想到领导人的动作这么干净利索。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一家报纸曾经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此时，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已经出清样了，但程益中让编辑再加一个头条。他去请一位作者就此事撰写一篇社评。然后，他出门去和编辑记者聚餐庆祝。

许多党内有识之士也在庆祝《南方都市报》的胜利。他们将《南方都市报》报道孙志刚的案例视为教科书式的榜样，它证明了一份勇敢的媒体可以帮助中共与腐败作斗争，提高执政能力，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不过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肯定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份报纸很满意，一些人由此更坚信失去对媒体的控制，将危及其官位。就在文章发表几天后，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专门把《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叫到一边，气急败坏地威胁说假如他在《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案的报道中找到一处不实，他一定会将《南方都市报》请上法院的被告席，让法院收拾《南方都市报》。后来程益中的一个大学同班同学捎来广州另一位高官的口信，警告他在这件事上一定要退让。广东省委的官员只是做了一场秀，显示他们对孙案进行了细致调查严肃处理，但事实很明显，他们只想尽快把事件了结。一个月后，广东当局就宣布已经逮捕并检控了孙志刚案涉案人员18人，包括8名被控殴打孙志刚的同监被收容人员，5名鼓励或默许殴打的警卫。无端扣押孙志刚的警察也成了阶下囚。他们被处以严厉的判刑，其中一个主犯被判处死刑。但审判未对外界公开，政府从未提供孙志刚致死的详细事件经过。只有几个记者允许进法庭旁听，但他们不得记笔记，也只能刊登官方提供的新闻通稿。当审判结果公布后，宣传部要求各大网站禁止网友发表评论。

从一开始程益中就清楚，《南方都市报》的此次“圣战”，必定会与某些权贵、某些机构结怨。收容制度被废除，势必会使中国各地的公安丧失一个有效的管制工具，同时失去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同时孙志刚一案也令广州的领导蒙羞，影响了一批官员的仕途。从公开层面，20多名官员受到处分，包括该市公安局副局长，但消息人士还向程益中透露，政治局的官员在内部严厉批评了广州市领导，此举将影响其他很多官员被提拔。之后程益中不断听到风声，广州的官员，市委书记林树森、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和公安局局长朱穗生在各种场合公开声称一定要《南方都市报》，声称假如省委宣传部收拾不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他们将寻找其他途径来收拾。

收容制度被取消后几个星期后，麻烦就开始来了。程益中当时和总经理喻华峰一起在上海出差，程益中接到了当时柯达公司一个主管打来的电话，柯达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主要的广告客户。她告诉他，广州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询问她与《南方都市报》主要领导之间的交往。她说，他们特别想要知道，双方有没有不正当的礼物或现金往来。随后，程益中又接到一个类似的电话，来自广东省一个大型广告公司的总裁。到了7月中旬，几乎所有在《南方都市报》刊登过广告的大公司都被问了一圈。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显然是要求审计和警方对《南方都市报》的财务进行调查，想要找出该报贪污的证据。程益中对此一开始并不担心。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做事情干净，抓不到什么把柄。他也相信《南方都市报》在党内的支持者应该比反对者更多、更强大。7月底，警方一度扣留喻华锋，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请一位省领导出面干预，因此喻华峰在一天后即被释放。

将贪污调查搁到一边，在孙志刚案件获胜后，《南方都市报》发展非常迅猛。程益中不断打破中共宣传机构的条条框框，刊登了一系列广东公安丑闻的批评性报道，报纸荣获了几项新闻大奖。2003年发行量突破140万大关，广告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纯利润超过1.6亿元人民币。程益中和喻华峰期待着进一步发展，计划要向其他城市扩张。10月份，中宣部批准《南方都市报》和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建立伙伴合作关系，在首都创办发行一份新的报纸。这份报纸被取名为《新京报》，继承《南方都市报》的新闻传统。中共批准程益中兼任该报总编，在管理《南方都市报》的同时兼管《新京报》，喻华峰兼任该报总经理。

在广州，警方还在不断向《南方都市报》施压。他们警告广告商不要再向《南方都市报》投放广告，否则会用查税的办法收拾他们，有些公司甚至被警告说，假使他们不检举揭发《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他们自己就将面临起诉的危险。调查人员从《南方都市报》搬走了几卡车文件，翻检花费清单和账单，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可供大做文章的蛛丝马迹。接着到了12月，警方出现在编辑部，再次带走了喻华峰。这一次，虽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再次恳请省领导出面，但警方仍然不肯释放他。程益中很担心，但他相信朋友被拘禁只是暂时的。他行动起来，动员党内力量、报社员工及社会支持喻华峰，联名上书高层，联系有影响力的中共老领导。他很愤怒，不断告诉自己，《南方都市报》一定要战胜敌人。

在喻华峰被捕10天后，《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记者兴冲冲地回到编辑部，带回了一条独家新闻。广东省疾控中心在广州市某医院确诊了一例SARS疑似病例。这是几个月来中国出现的首宗病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疫情卷土重来的疑虑。程益中当时在北京主持《新京报》的创刊筹备工作，但他的一个助手打来电话，问《南方都市报》是否应该发这条新闻。此时喻华峰仍在狱中，前途未卜，而这条消息一出街，必定会激怒官方。但程益中清楚这个时候做交易已经来不及，当时也没有哪条新闻比这一条更重大，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几年后，当我问他当时的决定时，程益中告诉我，作此决定并不困难。他承认，没错，在喻被捕后，从“逻辑上”理应更加谨慎。“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他说，“但我们认为这不足以令我们牺牲新闻准则，我们没有理由妥协。” 《南方都市报》在SARS的第一波报道中，早期是向省的宣传口径屈服的，他不想再让这份报纸处于同样不堪的境地。此外他也表示，在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喻华峰遭遇的麻烦有那么大，也不能确定报纸的立场软化是否就真能救下他。程益中说，即使《南方都市报》用8个版为公安歌功颂德，也可能同样于事无补。他相信那些人，对《南方都市报》已经做出了决定。

当然，刊发SARS报道同样也于事无补。第二天，省委书记张德江召开紧急会议，与省委高层研究如何控制对SARS疫情复发的报道，结果非常尴尬地发现，在座所有人都已经看过早上的《南方都市报》，只有他例外。张德江极其恼火，而那些一心想要报复《南方都市报》的人现在拥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盟军――广东省最有权力的人，那个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同样因为《南方都市报》的SARS报道而暴跳如雷的大人物。对《南方都市报》领导层的贪污调查旋即升级。在1月份的头两个星期里，大批检察机关调查人员进驻《南方都市报》，轮番传讯盘问了该报20多个编辑记者和广告业务人员。1月5日下午，程益中被5名警察重重包围、押离《南方都市报》编辑部大楼，受到了近7个小时盘问后被释放。前一天，警方逮捕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分管《南方都市报》的编委李民英。

就在这期间，一个自称负责看管喻华峰的警察联系上程益中。程益中担心他的办公室被人监听，所以两人约在当地一家餐馆里见面。在这个闹哄哄的餐馆里，吃着热辣的湖北菜，这个看守告诉程益中，喻华锋被关在广州市南部的一家旅馆的地下收藏垃圾的暗室里，警方拿这里当作秘密的看守所。他说喻华峰被打得很惨很惨，打到他几度用头撞墙想要自杀。听到这里，程益中一下子感觉喘不过气来，食不下咽，他放下了碗筷。程益中和喻华峰一起为《南方都市报》的事业奋斗，程把喻视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和战友；现在，喻为他和《南方都市报》备受折磨。喻华峰是个商人，不是记者，虽然程益中知道，喻华峰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新闻理念，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他仍然觉得，现在受磨难的是喻华峰而不是自己，对此他有一种负罪感。更糟糕的是，现在他毕竟还是自由身，是做着中国两份最好报纸的明星总编辑，但他却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程益中告诉我：“我对他所遭受的磨难，感同身受，心如刀绞。我觉得既内疚，又愤怒。这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体制弊端的仇恨。”

喻华峰妻子此时对程益中已经开始埋怨了，当他告诉她自己听到的消息时，情况更为糟糕，她认为他应该为自己丈夫的被捕负责，同时还指责他没有尽力去救他。她的愤怒令程益中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非常同情她、理解她、支持她，他觉得没什么办法说服他。她现在独自一人、忧心忡忡、情绪激动，她在设法营救丈夫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们年幼的儿子，这个小男孩一直以为爸爸是出差去了。她请了律师，但律师和她都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准见喻华峰一面，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程益中只能告诉她，他尽管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要将喻救出来，他清楚这样的表态对她来说并不足够。程益中非常明白，误解只是暂时的，等警方出现把自己拷走时，一切将迎刃而解，到时候她一定会明白，程益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他也在做出牺牲，和喻华峰一样。

程益中十分清楚自己才是此次调查的真正目标，警方是想让喻华峰检举揭发他的“罪行”；而无论如何自己被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调查的焦点转到了每年《南方都市报》为编辑记者和广告经理发放的年终奖金上面。检方想将这笔报酬定性为贪污公款，并且迫使高层员工退回奖金，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这显然是个无理的、完全不能成立的指控，但因为当局威胁说不退钱就要判刑，为求自保，一个接一个的南方都市报高层员工都将钱交了上去。只有程益中始终拒绝。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清楚现在违心认错退款已于事无补；相反，这只会成为他们犯罪的证据，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在狱中的同事。作为一个记者，程益中从没有天真到低估国安的能量，但他在看到这一切时也觉得简直难以相信。他觉得他们的所为未必太愚蠢了，因为这些作法必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民众一定会相信，逮捕他们是在给他们安上莫虚有的罪名，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2004年1月底，当局的螺丝拧得更紧了。在一次中共广东省纪委主持召开的广东省管干部的两千人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突然离题，大声辛辣地质问：中共是否还拥有《南方都市报》？他愤恨地说，媒体不能只监督别人不监督自己，也得有人去监督媒体。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随即接过麦克风，恶狠狠地大声插话：“他们这是私分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哪！”与会人员都明白，这等于未判先决，已经在押的喻华峰和李民英已被判决，程益中在劫难逃。

这样的指责激怒了程益中。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几天后，程益中在《南方都市报》经委会上发表了挑衅意味很浓的演讲《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他知道这是他的告别演说，所以他事先就把讲稿写好了，白纸黑字。在广州军区的大礼堂里，面对着2000多个员工，程益中首先引用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借以表达对喻华峰的思念之情。他形容眼下《南方都市报》面对的是“乌云飞度的现实”。他说，自从孙志刚案的报道刊登以后，广州城的权势人物就“磨刀霍霍”，决意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已是城中“公开的秘密”。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

程益中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而应选择战斗到底，直到乌云散尽、《南方都市报》重建光荣与辉煌。他宣布：“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3月初，当局高层勒令程益中从《新京报》总编辑的位置上辞职下来。他把这看作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标志着北京的中共新领导人――同样的人，曾经解除了SARS报道的封口令，废除了收容制度――已经同意让广东的下级单位采取措施逮捕他。接下来几天，在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们的会见时，程益中非常明确地告诉领导：他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了，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应该坚信他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令集团蒙羞、对不起领导和同仁的事情。在最后的一份内部交流信上，他请《南方都市报》的同人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捍卫这份报纸。他回家与儿子亲热告别，跟妻子在小区里散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以避开家里可能安插的监听设施；他告诉她：在被捕后，请她一定要代表他告诉全社会，他是无辜的，他被捕入狱完全是因为《南方都市报》得罪了地方官员，他愿意为中国的新闻进步献出自由，而历史一定会还他清白，让他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他拜托她照顾好他80岁的老母亲和8岁的儿子。

几天后，3月19日，喻华峰接受一审判决，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被判11年。同一天，开庭前的凌晨2点55分，大批警察破门而入，逮捕了当时正在偏远西部差旅途中寄宿客栈的程益中。

他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

接下来的故事听来很悲哀并且很讽刺：孙志刚案报道出炉，引发了一系列的整顿警察和狱政的改革，而因拍板刊登相关报道被捕的报纸总编辑现在却成了这类改革的受益者。程益中所在的看守所内外墙壁上张贴着海报，宣传中共正在进行看守所和监狱的“整改运动”，鼓励被牢头狱霸欺负的犯人向上面举报。程益中的狱友告诉他，看守所的情况在他的报纸报道孙志刚案之前，要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得太多了！程益中心想，如此看来这也算是自己为自己无意谋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其中一些人被无罪关押了达6年之久，一直还在等待庭审或宣判。程益中当时在心里寻思，一旦条件允许，他还要让记者来报道这个很有新闻价值的选题。

大约有20个人跟程益中合住这间20来平方米的狱室。里面的老大很像香港黑社会，身材高大健硕，全身上下都是文身，正在等待“打靶”――在看守所，“打靶”是执行死刑的另外一个说法。程益中刚来时，这个等待“打靶” 的人要他照例向他“报到”。还没等程益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一个看守就将这个犯人叫了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等他再回来时，这个黑社会头目看起来和气了很多，还主动要带程益中熟悉这间小小的狱室。他指派了一个长相很像吴彦祖的新加坡籍年轻人当程益中的“佣人”，替他洗衣服、打水、扔垃圾，接着他请程益中跟他喝杯茶，一起吃点花生。程益中一直都不知道，看守跟这位老大说了什么，但他猜测监狱方面想待他客气点儿，以防他在被释后要写点狱中经历什么的。后来，看守所的人都得知了他的身份，其他狱友对他也很照顾。大家都把他看成受尊重的难友。任何胆敢跟公安作对的人，在他们看来都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检方在刚开始的时候，天天都要审问程益中。他们仍然希望他主动 “承认”年终奖是非法所得。有些时候，他们对他发表长篇大论，威胁恐吓他，用污言秽语侮辱他。有些时候，他们则只是简单地去劝说他。刚开始时，他们告诉他，他的一个亲手栽培的年轻编辑背叛了他，公开谴责他的罪行和问题，想要以此消磨他的意志。后来他们又增加了对他的压力，不给他食物，狱室里通宵开灯不让他睡觉，等他睡着后又揪住他的头发让他站立，或者干脆向他头上浇泼冷水。但程益中拒绝配合。他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无罪，有罪的是他们。他提醒自己，不论他们做出了什么威逼利诱，认罪的结果只会让他自取其辱。假如还想要清清白白地从这里走出去，那他就必须坚称自己无罪，毕竟这就是事实。程益中反复对检方指出：假如奖金真的如他们所说就是非法所得，那就判决好了，怎么判都行，判多久他就坐多久，根本没必要让他去认罪。

在棺材一样封闭的看守所内，时间仿佛停滞了。没有窗户，没有朝阳，没有落日。没有四季流转。他的亲友都不得去探视他。有时程益中甚至希望检察院的人多来，因为他至少可以通过他们的着装或神态，推测出现在外面是什么天气、晴天还是下雨，猜测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当然希望现在人们仍在为他的自由进行抗争。他想，假如现在外界真的在公开反对他被捕一事的话，那或许当局会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关押他。假如情况如此，那他拒绝向检方屈服就尤为重要。认罪服法，只会让敌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光明正大地将他定罪。

检察院的人都穿制服，轮班工作，通常审讯要进行到后半夜。但有一天早上，他们容光焕发地来见程益中，大家新剪了头发，换上了便衣。他们告诉程益中要放松放松。他们说，今天外面是晴天，他们要带他去他们的办公室。程益中很警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怀疑他们要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他们带他走出看守所，开车去了检察院总部，将他领进一间会议室。检察官说，今天他们不谈他的罪行，而是想请他跟他们的新员工聊聊天，这些人都是刚从大学毕业，很爱读他的报纸。几个年轻人走进房间。程益中注意到，当中的几个女孩长得很漂亮，他们坐在他身边，跟他聊起人生、文学、诗歌和理想主义这类话题。他们说他们都很崇拜他，其中一个还念起了他的诗。程益中顺着他们的意思，一边喝茶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午饭时分，服务员送来了几筐他的安徽家乡菜――脆皮鱼、黄山石鸡――还送上了面条。程益中吃完后，一个检察官使了个眼色，随后，一个女人端着他生平所见最大的生日蛋糕走上前来。

“程总，今天是你39岁的生日，”这位检察官说。“现在还不知道，你会在哪里度过你40岁的生日。我们都希望，通向你40岁的生日这条道路会很愉快。”

然后他们给程益中一把塑料刀子，让他许个愿再切蛋糕。房间里有人举起了照相机。在一瞬间，程益中想起了他的家人，差点就要流下眼泪。但他控制住了，因为很快他就意识到，他的眼泪正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想要让他脆弱和崩溃，然后抓拍到那一刻的画面，电视台常常播出这类画面：贪污腐败分子痛哭涕零，承认他们的桩桩罪行。

其中一个检察官又发话了。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就在检察院总部大楼的马路对面。他问程益中有没有想过，假如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他会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日晚会呢。他开导说，他不必要死扛在监狱里，这样固执下去实在太愚蠢了。别人都可以跟家人一起庆祝生日，而他却要孤零零一个人，让妻子和儿子生活在屈辱之中。这个人问程益中，他是否明白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子来说，失去父亲对他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80岁的母亲来说，失去儿子意味着什么。他问他，他是否知道他的家人有多么牵挂他。然后他又挑逗性地问，他是否想要见到老婆儿子，此时此他们就在检察院隔壁房间里，如果他希望的话，他现在就能见到他们，甚至也许今天晚上他就能跟他们一起回家。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态度。接着这位检察官指着一包衣服给他看，说他的妻子和儿子今天一早就送来了这袋衣服，并跪在门外，乞求门卫让他们看他一眼。检察官从衣服袋里取出了一张他妻子与儿子合影的照片，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同时盯着程益中，期待着他的表现。

但程已经受够了。他站起身来，说他并不想见到家人，他只想回牢房去。

坐进警车，回看守所去。此时，天色已暗，街灯次第开放。警车潜行，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透过车窗，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街对面的《南方都市报》总部大楼，他看到9楼他自己的办公室，窗户紧闭，没有开灯。突然眼前一道光芒闪过，大楼顶上“南方都市报”5个红色的大字亮了起来。在他被关起来时，他的员工们经过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他想要的“南方都市报”招牌亮了出来。

程益中开始默默流泪。

没有人看见。

他意识到，虽未身死，但已永诀。

随后绿灯亮了，开往看守所的警车继续前行。

程益中在狱中时，他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开始发起了一场声援他的运动。他们上书中共领导，随后在互联网上呼吁民众支持。其中一些人，比如记者陈峰，递交了公开信。其他人则在私下里联系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向我们提供信息。《南方都市报》领导被捕一事的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很快，全国的记者都开始在请愿书上签名。许多曾公开反对收容制度的人，现在开始为3个被囚禁的报人奔走支援。其中一个要求审视收视制度是否违宪的青年法学者许志永，主动请缨，帮助做他们的司法辩护，并且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与此同时，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领导也动员到了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几位有影响的党内元老人物，包括三位退休的中共广东省领导，主动发话，要求看到本案的详细解释。程益中并不知道究竟他的案子最终是何以被推翻的，但他相信公众的反对声浪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被捕大约5个月后，司法当局改变了原先的说法，将他无罪释放。喻华峰和李民英仍在狱中，但刑期被大幅削减，此后李也被释放。

我上一次见到程益中，是在2007年末。我们在北京一家高档的上海菜馆包房里一起午餐，谈起他的经历时，他的态度很骄傲，几近挑衅。再过几个月，喻华峰也将减刑期满释放，程益中计划要去为他接风洗尘。他说他至今仍会感到内疚。“坐牢的是他而不是我，这完全没有道理。检察官说我是主犯，他是从犯。可为什么他们放了我，却还要把他关在牢里呢？”

程益中看起来还是很年轻，和原来一样自信、富有激情。但他不得回《南方都市报》或《新京报》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他相信在中国目前的日报里，只有这两张日报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报纸。在他手把手教导的同人领导下，这两张报纸都仍然在茁壮成长，不断突破当局的打压和限制。

饭后程益中告诉我，他一度相信中共党内有人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改革，新闻记者可以通过为弱势群体讲话，暴露权力被滥用的中国社会痼疾，从而加速这一改革进程。但牢狱生活和无妄之灾改变了他，现在他相信极权政治已经使它的官员腐败到了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权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公害。而这样的判断，令他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报人，都不再对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抱有希望。

这让他不安。

他说：“其实，发生在我身上最坏的事情，是我不再抱有希望。”

程益中：一个报人的反思

　　程益中，现代传播集团副总裁、《东方企业家》杂志及《汽车生活》杂志执行出版人。曾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媒体事业管理部副总经理、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SPORTS ILLUSTRATED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出版人、TimeOut中国版执行出版人。中国当代著名报人、媒体资源整合和管理专家，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两张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
　　程益中，生于1965年4月4日，籍贯安徽，1989年6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89年6月-2006年3月，服务于南方日报社、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历任或兼任：南方日报文艺部记者编辑，南方日报驻湛江记者站记者，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执行总编辑、总编辑，南方都市报系管委会主任兼南方体育主编、新京报总编辑。同时还担任过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中国（北京）都市报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本演讲稿已经过作者审定
　　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周一从广州出发来香港，途径我老东家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喊冤请愿。这是在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经常见到的场景。按理说，中国老百姓喊冤应该去法院，请愿应该去政府；但是大家都知道，法院没门，政府没门，弄得不好还要被抓进去，申不了冤、达不成愿事小，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不值得。所以他们只好去南方报业集团喊冤请愿。但是为什么是去南方报业集团喊冤，而不是去其它的媒体集团呢？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后边我会触及这个问题。
　　第二个故事就是乐清钱云会被车撞致死案。政府下结论说是普通交通事故，但是公众舆论普遍不认可，闹得沸沸扬扬。有很多网友也逼我表态，要我断定这是车祸还是谋杀。我又不是神探，我只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不轻易断案。但这不妨碍我发言。我已经超越对真相的追问和探究，看到其中隐含的更严重问题。为什么当局说什么、怎么说都没人信？为什么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国家机器百口莫辩、还没有我这个被当局打压的个人讲话有分量？为什么我一个人发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过整个国家机器？道理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无非两点：浅层原因是当局一贯撒谎成性，长期奉行愚民政策，从不讲真话，也不准说真相，毫无诚信可言，道德上完全破产；深层原因是掌权者虽是人民供养但又非人民选出，掌权者的权力来自暗箱操作、暗室私授，既不许言论自由，又不许司法独立，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道德上破产，法理上站不住脚，这样一来，真相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信任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怎么服众？怎么能信？这个事件暴露出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存在的深刻危机。如何重建信任、重建权威，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这个故事又跟第一个故事相映成趣，有某种隐秘的关连。
　　今天我就不讲客观和外部的环境，不批评中国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单从我曾经作为中国报业的从作人员，从一个总编辑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点反思。
　　我讲九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大陆可以言说到什么程度？
　　中国大陆媒体从业人员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到底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可以说的，都很纠结很伤脑筋。这也是大陆所有人很纠结很伤脑筋的一件事。这听起来很荒唐、很不可思议，都二十一世纪了，嘴巴只有吃饭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这却是我国大陆的现实，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对此感到不堪回首。我今天不讲这个，而是讲我们主观怎么认识和对待这个事实，怎么认识自由和反抗，知道自己的笼子有多大？底线在哪里？天花板又在哪里？
　　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实只有一个，就知道我们的笼子其实不止我们想象的这么小。别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自由，其实是我因为我心中没有笼子。报人最大的禁忌不在于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所以报人最高的职责是想方设法把笼子做大，想办设法逼迫当局把言论自由还给人民；而最低最低的责任是要把笼子里的空间用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空间还没有用尽。很多时候我国还是处于无知和蒙昧的状态，对一切都敏感得要死；一个人要干多少坏事、要做多少恶、要处在多么不义的立场，才敏感至此！脆弱至此！当局装聋作哑，愚弄人民，那是当局不负责任和无耻；我们自己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这样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中国大陆的媒体有给当局和社会脱敏的义务，我们自己要百无禁忌，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多提一提，就不敏感了，这对社会的健康是大有益处的。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使用的言说空间，远远大于我们已经使用的言说空间。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公开禁止言论自由，那么我们的自由还是在那里的，倘若我们不使用、不争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几次由海外归国过关时，海关要查扣我带的图书，我都要质问他们凭什么？有哪条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书？是谁有什么权力决定别人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书？
　　如果我们放弃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不用，而是处处自我设限、自我审查的话，那么我们被奴役、被损害就是自找的。在中国从事媒体行业，尤其是当总编辑的，要有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当官，那就另当别论，你可能不是很适合这个职业、这个职位。
　　第二个问题：办报的首要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中国内地办报时，大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能不能和给不给办的问题，是舆论环境问题。觉得舆论环境太差了，办不好，不给办好和不能办好。或者就是纠结技术问题，认为首要问题是怎么操作才能把报纸办好。这样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首先还是想不想和愿不愿意把报纸办好的问题。只要你想、你愿意把报纸办好，在中国你就能把报纸办好；只要你办的报纸，坚持独立公正客观的立场，不参与制造和宣传谎言，不助纣为虐，不愚弄公众，不掩盖真相，你的报纸就一定是大陆最好、最成功的报纸！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和下定决心把报纸办好，而不是简单地说客观环境不好，或者埋怨舆论监管太严。我觉得主观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准备。为什么那些荒诞的、反智的、无良的、伤天害理的新闻禁令，还会得到贯彻执行，还有人买帐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反抗！去冲破这个由谎言和卑鄙编织的牢笼！把套在人民头上的这些纸枷锁彻底撕碎！这样的禁令存在，天理不容。
　　我举个例子：汶川地震，首先照例想的是赶紧发禁令，马上开会强调，除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其它媒体不得擅自到现场采访和发布报导，下面有别的中央媒体领导站起来回话：我们的记者已经出发，快到现场了。上海静安大火，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许报导、不得评论，只能统一发通稿。再往前，非典的时候，他们也是一道禁令接着一道禁令，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最终祸国殃民啊。
　　不知道这样做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和逻辑？这样的时代，这么重大的事件，不是想着怎么充分报导，而是想着怎么不要报导，多么荒诞啊。这样的禁令，对政府的威信，对当局的名声，对当事各方，对谁都没有好处，都是有害的。我们为什么不说不！我希望大家都要敢于对这些丧尽天良的禁令说不。在信息公开这件事上，冲破禁令的没错，错的是发布禁令的。要是全国的媒体都对这些禁令说不，看他们还怎么野蛮、还怎么专制。
　　另外，我觉得媒体要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像温家宝七谈政改，我看国内只有潇湘晨报等两家报纸跟进报导、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不少媒体都是自我审查，都在等着上边指示，结果可想而知，把温总理害惨了。他就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高喊攻打黄四郎，几次喊哪冲啊都没有人应没有人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四十天之内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愣是没有媒体呼应，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说明我国的媒体没尽到责任。还远远没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啊。
　　所以我觉得办报的首要问题是职业理想、道德勇气和政治情操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报纸的终极价值在哪里？
　　有的报纸赚钱，有的报纸不赚钱。为什么？这是报业的内在规律在发挥作用，是报纸的终极价值决定的。报纸的终极价值就是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是公众需要报纸和报纸存在的理由。客观、真实、独到、独立、公正、公开，这就是报纸的价值。所以老一代的报人说，报纸有不可以说的真话，但是绝不可以说假话。这当是一条底线，不能突破的底线。
　　我想光这不突破底线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在中国这样权力通杀的人治社会，在这个政治不文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特殊历史时期，报纸在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珍贵。
　　我认为中国现在最珍贵的是公信力，比黄金还珍贵。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到南方报业集团去喊冤请愿，这说明公信力太珍贵了。为什么国家权力机关公布钱云会之死真相的时候没人相信，说明缺乏公信力。只要媒体坚守公信力至上这一点，它就能获益，就不仅能赚大钱，还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我觉得这是报纸实现价值唯一路径。我对此体会殊深。
　　另外，我觉得现代死板的财务制度，是不利于好媒体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只盯着财务报表和投资损益的老板，是不可能办出好媒体的。我所幸的是当年没有碰到这样目光短浅的老板，他们没有在财务上给我断水断电，我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国最好的报纸，只要全中国最好的人才，给他们最好的平台和待遇，其它的、尤其是财务报表之类的就不管那么多，所以才有今天。
　　第四个问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办报纸的时候一定要想好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我在1995年起草南方都市报基本大法的时候，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渐次为制度、人才、产品。现在我想调整为：人才、制度、产品。有什么样的人才，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由人设计、发展和执行，人才优劣最终决定制度优劣，所以人才的优劣，特别是当家人的优劣，直接决定制度的优劣，这和国家是一样的，始终都需要有一个制度的先验者、一个制度之父；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制度，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
　　这里特别需要阐明的是，一般都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产品，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其实我觉得需要颠倒过来，产品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人才、制度都比产品重要。
　　太多的社长和总编辑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该放的产品上，整天想的只是不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让领导满意，或者把精力都放在控制错别字上，这都是不合格的、不负责任的，是对社长和总编辑职责的讽刺。我认为好的社长和总编辑，应该把人才培养、制度建设放在比产品生产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五个问题：企业到底要对谁负责？
　　企业、报业到底要对谁负责。不要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和我们没有关系。我在设计南方都市报制度大纲时开宗明义，南方都市报的企业目标第一条，就是对员工及其家人的幸福负责，要让员工在南方都市报这个平台获得最大的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获得最高的经济收益和劳动回报，让员工及其家人以南方都市报为荣的同时，过上富足和有尊严的体面生活。不要认为员工的个人福祉和公众福祉和利益无关，而是大有关系的。好的领导人就是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促使企业内各种要素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第二是对合作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员工和他们额家庭幸福负责，让纸张供货商、印刷服务商、广告合作商、发行供货商感到光荣和幸福。
　　第三才是对顾客负责，这里需要强调我并没有把「顾客至上」挂在嘴上。我认为「顾客至上」如果不建立在以上两点之上，难免会是虚伪的、功利的和自欺欺人的。如果一个企业只是强调顾客至上，而它的员工却一肚子苦水，他们对顾客挤出的笑容将是多么悲惨。如果一个企业员工表面上对顾客点头哈腰，背地里却对自己的老板恨之入骨，那顾客至上还有什么意义。报业的顾客一个是读者，一个是广告主。让读者觉得看我们的报纸不丢人、不掉分，看我们的报纸显得有独立性、有判断力，让读者和广告主觉得我们的报纸刚正不啊、不作恶、不助纣为虐，就是对读者和广告主负责。让我们的广告合作商以参与见证报纸的发展壮大为傲、为荣，很重要。
　　第四是对促进所在地区的繁荣和幸福负责。我敢说，作为矮子中的高个子，广州差不多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市民社会；我又敢说，广州之所以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市民社会，重要一条就是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这些敢于说真话、讲真相、监督政府、为民请命的报纸。总会有人说我们报纸污蔑广州的大好形势、损害了广州的形象，但吊诡的是，正是我们的报纸，为这个地区赢得了好声誉和好形象，我们污蔑广州的结果是那么多人爱广州；同样的，太多的媒体每天都在对当局和当地歌功颂德，但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朝鲜的媒体说过自己一句坏话吗？怎么朝鲜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剧？再举一例，当年《南方都市报》对深圳也差不多坚持了“以负面报导为主”的方针。后来南方都市报让我谈当年报导深圳是怎么想的，我说打个比方：你如果爱一个美女，看到她脸上有污渍，是指出来还是不指出来更爱她呢？我矫情地说一声，《南方都市报》正是以这样的方式爱一个地方，参与地方的建设，对城市繁荣和公众幸福负责。有读者写信来说如果广州没有你们这样的报纸就没有那么可爱。正是报纸揭露公权的肆虐、官员的贪腐，才让他们觉得广州相对还是安全的，毕竟这屋里有这么一只猫，不停地走着叫着，也经常逮到耗子。
　　第六个问题：企业管理的秘诀在哪里？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都是有问题的。我在参与创办《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的时候，主要精力都花在企业管理上。企业领导人职责何在？我认为不能事无巨细，鸡毛蒜皮，不能只把精力耗在一篇报导、一个语句上，这是很糟糕的。
　　一个好的企业掌门人首先是一个预言家，他不应该管今天的事，他应该管明天、明年、后年、三五年后的事。他要有长远的设计和规划，同时有担当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能力，对于所在的行业要有异于常人的洞察力。一定要有人瞭望世界，观察业界。所以——好的企业领导人首先是预言家，其次应该是制度设计师、模式构架师、环境营造师和文化培育师。他不必是记者、编辑和校对师。南方报业集团当时最好的一点就是鼓励我们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有事业单位，让我们放手去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那真是一国两制啊。我当时做的最大胆的一件事，就是打破原有国营体制，废除既有的国企工资体系，设计出一套完全建设在个人价值，即从业经验、过往业绩的基本工资体系，量化和质化考核体系，通过写稿发稿编版的数量质量，进行严格打分评级。我觉得这个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相当于破解国有企业管理难题的一把钥匙。
　　这说明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每年一到两会的时候，就说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世上最好的，绝对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度、绝对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两个绝对实在令人绝望。世事无绝对！怎么能说得这么绝对呢？这不符合任何理论和学说，除非独门秘籍和绝世法宝。制度是可以批评的，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不是宗教，也不是魔咒，怎么就摸也摸不得、碰也碰不得？
　　扯远了，回来。我觉得领导人知道什么不该管，比知道什么该管更重要。很多领导人就是因为管了不该管的，所以没有管好该管的。
　　第七个问题：怎样才能把报纸办好？
　　我的思考模式经常与人不同。
　　有一个故事被很多人说过。南方都市报创办初始，报业集团也没给什么钱，也没有投资的概念，第一年挂账经营亏了八九百万，很多质疑就来了，要我回答。我当时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赛跑的故事。说是三个人万米赛跑，第一个是《羊城晚报》，已经跑了八九千米，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量，多年雄霸中国报业龙头地位；第二个是《广州日报》，也跑了七八千米，上升势头还很强劲，如日中天；第三个就是我们《南方都市报》，刚刚趴到起跑在线。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当冠军，这该怎么跑？答案只有一个：换一个规则跑。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则跑，我们争第一应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向和方案跑，就一定有可能。这就是我解决办好这张报纸的一个小小的窍门、一个大大的秘密。原有的中国报业殿堂没有我们位子，我们只好建造一个殿堂供奉自己。
　　做一个行业，当领跑者其实是最自由的，最无拘无束的；当追随者其实很惨，很不轻松；因为追随者永远不知道领跑者往哪里跑？怎么跑？前面是拐弯还是掉头？是刹车还是加速？这一切，规则和主动权全掌握在领跑者手上；而追随者的命运就是老二。在中国搞报业，当领跑者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中国最缺的就是公信力，报纸只要有公信力就能做到第一，真的不难。
　　第八个问题：做报纸难在何处？
　　报业又肯定比其它行业更难。
　　一难：与其它行业不同，报业必须进行“二次销售”才能获益。首先是要把报纸销售给读者，也就是发行环节，但这是反利益的行为，销的越多，赔的越多，基本没有靠发行就能赚钱的报业。而其它行业的商品销售基本都是一次完成的，卖多少，赚多少，控制好成本和定价即可。报业还要把广告卖给广告客户，才有可能获利。并且只有第一次亏得越多，第二次才能赚得越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把握好平衡点的跷跷板。两次定价是拿捏的关键：对读者，是要订好报纸订阅和零售价；对广告客户，要订好广告版面价和游戏规则。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南方都市报对广东报业的一大贡献，就是防止广东报业的价格战和恶性竞争。南方都市报是中国第一家零售定价一块钱的报纸，之前广东的报纸都是定价五毛钱、打折三毛钱，南京甚至还有定价一毛两毛还打大折头的，几乎免费了。南方都市报1998年就定价一块钱，当时正面临新快报创刊的凌厉攻势，逆流而上，既透露出对自身质量的自信，也成功地把对手和公众带入质量竞争和关注内容质量的层次，从而避免两败俱伤、一损俱损的竞争局面。后来在创办新京报时，我们干脆一步到位定价一块钱，我想当地那些定价五毛钱的报纸基本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在等着看我们笑话。但我们没有让他们看笑话。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都创造了后来竞争者以更高定价参与竞争并获得商业成功的范例。
　　其实我的经验只有一条：高定价和提价，发行和广告都高定价和提价，并且坚持价格刚性。
　　二难：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报纸的特殊商品属性决定的。而管理层就必须要两者均衡发展。当二者抵触时，一定要坚持社会效益。南方都市报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南方都市报创办伊始，批评深圳一家企业，这个企业老板说我给你们报纸投放八百万广告吧，被我们拒绝了。还有当年南方都市报鉴于医疗卫生广告民愤极大、陷阱很多，毅然决然在全国首倡不刊登包括医疗卫生广告在内的四类不良广告，广受好评：一份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首先举起了抵制医疗卫生等不良广告的大旗。
　　三难：在中国办报，要做到群众和领导都满意。但领导很难满意。我想要做到领导不把你弄死，或者至少不敢随意把你弄死就行了。在现在的中国，领导满意了群众就很难满意，群众满意了领导就不满意。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群众的问题，而是领导的问题。他的利益计算方式和你的不一样。在中国做媒体，要是全部做到领导满意，那么这份报纸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这是我们这个制度决定的。我们就是一方面尽力把工作做好把报纸办好，但又不能让领导把你干掉，这是很难拿捏的。当年我们的做法是，给他一个激动人心的产品，一个无比激动人心的发展方向，还有激动人心的现实回报，领导一看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发行量，这么好的社会名声，冒一点险就冒一点险吧。所以也要说，在中国办一张好报纸真的太难了。
　　第九个问题：报纸如果什么都做不了怎么办？
　　至少改版！
　　不停改版，优化版面，改良设计包装，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产品设计也是质量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决定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往往见效最快，不可小视。
　　总结一下，我讲的九个问题，是三个层次：前三个问题是讲“取势”，就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我在南方都市报的时候曾做五年、十年规划，每年年终统计，所有资料与规划高度吻合，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这说明我对“势”判断得准；中间三个问题是讲“明道”，就是“注重策略、科学管理、有章有法”；后三个问题是“优术”，就是“追求卓越、拒绝平庸、精益求精”。
　　这都是我和我的同仁的经验：拒绝平庸，追求不凡，渴望完美。
　　【现场提问】
　　提问：我是港大商学院的，今天听您说了很多商学院的东西。我对港报不是很满意，似乎很平庸。您对港报的评价怎样？
　　答：我想可以也应该办的更好。我不认为香港报纸只有一种办法，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只有一种趣味。所以要从这里寻找突破口。如果给我机会，我认为可以在香港办一份非常高雅、高质量的、严肃的报纸。香港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舆论环境、市民社会、公民意识、经济条件，办好报纸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我也不拒绝八卦，问题是不能都是八卦。
　　提问：现在的国内媒体都关注标新立异的东西，比如说农民工奇特的讨钱方法，才能引起注意。你对此怎么看呢？
　　答：我觉得这还是挺有创意的，因为这样的新闻太多了。就像最近的新闻，一个男子没有买到火车票，于是裸体跑到火车站站长办公室示威。我挺敬佩这样的维权意识和行为艺术，这也能让他在新闻中脱颖而出。媒体报导这样的新闻是没有问题的，多多少少是有益，至少是无害的，总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公平吧。如果没有当年熊德明让总理帮忙讨薪，那么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就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变着法子逼社会改良。
　　提问：你说国内的媒体想要达到“制衡公权”的终极目标要怎么做呢？是去冲撞笼子吗？
　　答：从宪法立场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还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等客观条件具备了才去做事，而是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和程序，通过新闻操守和操作规范，不断尝试。
　　提问：能一直在说媒体要突围，但是在中国这种至上而下的环境里面，中国媒体的趋势是什么？钱老师曾提到，中国的管制进入到一个control 2.0 的阶段，变得更聪明，机制化。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荒谬的禁令。您有什么看法？还有，那您对政改有怎样的预测？
　　答：近年的言论钳制手段强、措施越来越具体到位，包括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传出的萧杀之风，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手段的确是加强了，措施越来越严，也越来越讲究实效了。中国传媒无疑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尤其不以傲慢的掌权者的意志为转移。很多貌似强大的东西，也可能瞬间坍塌，土崩瓦解。当个体面对强权时，似乎很绝望，但仍要在心底默默坚守，尽最大可能去突破、去冲破牢笼。现在微博推特等自媒体、新媒体的发展，我坚信他们钳制言论的做法注定会破产。为什么他们的公信力这么差，没有人相信，说到底就是钳制言论自由造成的。
　　至于说到政改，总理都说到那个份上，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已经很到位了。总理说，风雨无阻，至死方休！我想这是肺腑之言，说到点子上了。说到这个份上，还不改，就不知道他们是想干嘛了。我们只能期待、推动，并把他们好路子上逼。
　　提问：我想问整改中，媒体被钳制的情况早就要破产了，那么会在什么时候呢？
　　答：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比较悲观。一切都不确定，未来悬而未决，问题没有答案。
　　提问：南都会不会有妥协？您认为媒体独立的力量怎么样才能结合起来、集体突围？我觉得现在钳制新闻自由的人也慢慢变成弱势群体了，当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总是当成假想敌，这些人究竟是谁呢？您的报社和维基解密的终极价值有什么异同？政治良心到底怎么解构？您刚才把深圳比作姿色可嘉的美女，脸上有瑕疵，那么你怎么评价中国政治治理的姿色和改变呢？南都在香港面世了，您觉得南都在香港的市场会怎样？有没有必要出香港版？你为什么不生气，不害怕？你说到言论自由、公信力危机，您敢作敢为的风格也使你有入狱的灾祸。那么我们听你讲话，怎么能不害怕？
　　最后回答：我很生气，也很害怕。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很生气，很愤怒。我对中国出现的很多丑恶现象，对当局钳制舆论自由的做法，很生气，很愤怒，相当。我在做出谴责、努力和号召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总体上还好，现在的局面总比用枪抵在脑袋上不让你发言好。我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和尝试，付出的代价是我愿意承受的，我曾给自己准备的下场比这糟糕得多。的确，我愿意搏一把。这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获得公众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我很值得。此外，经济上独立，实现财务自由也很重要，要能生活得下去，而我做到了这一点。
　　人间之所以还有希望，人生之所以还值得留恋，是因为作为个体，人有向善的一面，有嫉恶如仇的一面，这是人性中光辉、温暖的一面，也是人间还有希望的原因。人类美好的品性会把我们拖上更好的道路。我坚信这一点。再见吧，谢谢大家！ 　　

“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傅国涌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江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几乎把它当成报纸的同义词，俗称“申报纸”〔1〕。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长期在《申报》服务的陈景韩（冷、冷血）、张竹平、张蕴和（默）等更是史量才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2〕。《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他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陈冷称报纸的根本“在报纸之独立生活”。张默说：“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但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惟有独立，不带任何色彩，才能客观公正，为民喉舌。《申报》编辑葛豫夫说：“编辑者持七寸之管，以为宣传，应以打破势力、金钱、感情三大障碍物，为无旁贷之天职焉。”“一国之报者何也？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申报》“可以当一国之报而无愧者也”〔3〕。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4〕。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对此，张梓生也有相似的回忆。

　　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二

　　史量才的《申报》面对的首先是袁世凯时代，这是一个新与旧、专制与共和对立、共存、交锋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何况舆论是天下之公器?作为一份老牌的日报，对于那一时代的重大问题，《申报》不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4年，一手遮天的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意在钳制舆论。《报纸条例》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对。《申报》时评称“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北京新闻界反对该条例的消息，称“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27日，《申报》发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指出“权势之辈以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6〕。

　　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的帝制闹剧甚嚣尘上，《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批评复辟。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携十五万巨款南下运动报界，影响举足轻重的《申报》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9月3日，《申报》以答读者问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7〕。

　　8月20日，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既出，轰动南北。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一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并附载三篇论文题目。紧接着，《申报》在9月10日、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之后又连续发表梁启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此外，《申报》还客观报道了各方面在帝制运动中的态度，如8月23日的长篇消息《筹安会发起后之京城各面观》，称“发起者都系官吏”，“赞成派以官僚中人为多”，反对派多是“热心国事及矢志之人”，以及蔡锷、汤化龙等“各政党之重要人物”。反对的群众更多，“连日来上书者不下数千百起”，《申报》还全文摘录了一封反对帝制的公开信。在袁氏窃国，“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还敢于批逆鳞，反洪宪”〔8〕，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

　　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远生遗著》中不少揭露政治黑暗、腐败，反映政局变化的精彩通讯最初发表在《申报》。薛大可在上海出版以鼓吹帝制为目标的《亚细亚报》前，原邀请黄远生为总撰述。1915年9月，黄远生却在上海各大报登出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九天，影响甚大，对袁氏称帝的逆流不啻当头一棒。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上海各报虽不再沿用民国纪元，却也没有改用“洪宪纪元”，只用西历及旧历纪元。直到1月26日才被迫作如下编排：上行用正常字体排印：西历、星期，中间一行是旧历，下面以极小字标明“洪宪纪元”。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刺身亡后，1916年，史量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写了两百多篇脍炙人口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在专制、共和的较量中，《申报》始终是站在共和这一边，在相当长的时期，它恪守了新闻自由的原则，陈景韩、邵飘萍等人批评帝制的评论也早已载入史册。

三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

　　由于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的贡献，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祝贺《申报》，称它“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全国”。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9〕在他们的赞扬、鼓励与鞭策下，史量才进一步坚定了独立办报的思想。

　　1922年，世界报业泰斗北岩爵士去世，史量才黯然神伤，悲痛无比，在他心中隐然是以北岩为楷模。这一年是《申报》五十周年，也是史量才办报的第十个年头，《申报》主持编撰了一部《最近之五十年》大书（包括世界之变迁、中国之得失、申报之经过三大部分）。这不仅是对《申报》对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十年来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世界各方面历史的回顾。其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且文章都出自胡适等名家手笔。十年来，史量才直面现实，不妥协、不躲避，竭尽所能发展《申报》的事业，尽国民之天职，报人之天职。回首往事，十年的曲折起伏，大悲大喜，不禁百感交集，他在自序中说：“虽然，事无大小，物无新旧，苟有结构，加之以奋斗之精神，主义而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而不为虚荣所转移，力争自存而不任自杀，充天地四大之力，能变化之而不能消磨之也。”〔10〕

　　史量才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一进《申报》，就尽全力搜集前四十年旧报，十年后又花大量人力物力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社会记录。他几乎把《申报》看作可以为后人鉴的“史记”。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申报》虽然客观报道了各界抗议游行的消息，但态度模糊、语焉不详，又因刊出租界当局的《诚言》广告，发生了著名的“诚言”风波，最后只得以发表《诚意与诚言》时评，向读者表明态度而告终。史量才说：“吾思想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在法令裁制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11〕

　　对此张蕴和在《六十年来之申报》中也说：“今则压迫方面正多，惟幸陈君景韩思想精细，判断敏捷，遇事负责任，不稍挠屈，故能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机消弭，安然而过。史君量才常谓陈君把舵稳确也。盖在此狂风骇浪中，而能使我舟不受颠覆，不虞倾危，已甚不易。”〔12〕

　　1927年春天政权易手的前夜，白热化的上海一方面是军阀孙传芳的暴力威胁，一方面是汪寿华的总工会每天将油印件送各报要求刊登，软硬兼施，不准任意改动内容，否则就发动报界工会和群众将报纸在望平街上烧毁。各种政治势力在《申报》这个舞台上竞相表演，《申报》刊登了大量政治广告，各种观点、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报纸几乎无所适从。于是《时报》总编辑金剑华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集体停刊以示报界尊严，这样持续了十多天。而史量才非常痛惜，表示今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尽可能不停刊。他觉得，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四

　　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试图保持独立发言地位的报纸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首先遭遇了一党的检查，从此“开天窗”抗议成了家常便饭。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就开了九次天窗。在那样的年头，《申报》却成为望平街（上海“新闻一条街”）上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史量才的理由是《申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来没有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顽强拒绝强权介入他心爱的报纸，与他最终被暗杀的命运不是没有关系的。

　　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庆祝会上发表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久而能敬其事，公而念之乎？抑申报舟也，同人舟之执役也。风雨艰难，晨昏与共。幸无倾覆之虞，免罹灭顶之祸，念其私乎？”并再次重申办报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报》一息尚存亦将奋其老马之力，一洗无功之耻。”〔13〕还挥毫写下了憧憬大同世界及《申报》四万号的诗歌。

　　1929年初，史量才以七十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创刊于1893年的《新闻报》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包括出让百分之十五股权、董事长的名号；不干涉《新闻报》的行政、言论；《新闻报》原有人马制度照旧不动等。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14〕股权风波之所以如此收场，最根本的是，史量才的办报宗旨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相违背，当局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要影响的《申报》、《新报》。

　　1930年5月，在《申报》工作了十八年的总编辑陈景韩厌倦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报业生涯，告别《申报》。同年冬天，为《申报》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经理张竹平辞职，自立门户，在望平街开创了三报一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新闻事业。这两个左臂右膀在一年内相继离开，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而是大胆起用年轻的马荫良为经理，聘陈彬龢（后沦为汉奸）为总编辑，重组班底，并成立《申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五

　　陈、张出走是史量才报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长期主持《申报》言论，以稳健著称的陈景韩走后，史量才开始强调时评要指陈时弊，要尽报人天职，监督政府，启迪国民。这一时期《申报》发表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时评，如《言论自由之真义》、《三论剿匪与造匪》、《中国的出路何在？》等。1931年9月1日，《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15〕。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日），《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暂时下野，《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社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这又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发表时评《中大学潮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蒋介石得到报告后，龙颜震怒，当下抓起红蜡芯铅笔写下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经过疏通，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龢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三十五天后，蒋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改变《申报》的信念。这年12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二十八岁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的大量评论、杂文。特别是鲁迅于短短一年多时间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百四十三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对中国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几乎都作了报道。《新闻报》记者陆诒《我所接触的史量才》一文满怀敬意地回忆起1932年12月29日作者第一次见到史量才的情景：“我看到他身穿长袍，态度安详地同我们坐在一起，随便交谈，平易近人。”〔16〕那是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尤其忘不了史量才慷慨激昂的即席发言：“宣称《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政府当局非法捕人。接着他又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三十五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此后，在好几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我又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7〕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8〕

　　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

六

　　陆诒称史量才是个“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这是知人之论。在革新《申报》的同时，史量才聘请了无党无派的著名报人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后改为《申报周刊》）。在自述办刊初衷时他说：“我惨淡经营《申报》多年，非为私而是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权威之历史言论机关，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之天职。可是专横独裁的政治使民众内心积怨太深，日报不能充分反映，月刊是开辟这种言路的阵地，希望俞办好它。”

　　他聘请谨慎细心的张梓生编撰《申报年鉴》，不仅补日报之不足，也补月刊之不足，成为一部编年史，这也是他“以史为鉴”的办报思想的具体实现。

　　他出版《申报丛书》，邀请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编绘了《中国分省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等，代表了当时地图出版的最高水准。此外，他不仅办起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支持李公仆创办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后来，为了纪念史量才，三校一馆改名为量才新闻函授学校、量才职工业余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和量才流通图书馆。曾在流通图书馆工作过的夏征农说：“不能把史量才只局限在‘一代报王’上面，他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都是。”

　　“九·一八”以后，《申报》发行量已突破十五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迎来了它最后、也是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经营报业的同时，早在1921年史量才就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了中南银行。同年，他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事业拓展到金融界、实业界。“一·二八”抗战期间，他倾力支持抗战，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一·二八”之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令独裁者望而生畏。作为《申报》老板，他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独立的舆论力量更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的。

　　那一刻，史量才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横飞的子弹。

　　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段无法证实的“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终年五十四岁。14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遗像，《新闻报》、《东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评论、悼文、唁电及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面对史量才的惨死，人们不禁发出了这样悲怆的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16日，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出电令，要求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并慰唁家属。

　　在1934年那个冬天，史量才的死让全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12月8日，《申报》举行追悼会；9日，广州新闻界举行追悼会；10日，申报三校一馆举行追悼会；23日，上海八十一个团体举行追悼会；26日北京新闻界举行追悼会。

　　幕后主使人蒋介石为遮掩真相，借口未能限期破案，将已经查出些蛛丝马迹的鲁涤平调离浙江，将海宁县长撤职，该县各级公安人员都受到记过处分。1935年3月15日，传出了鲁涤平跳楼身亡的消息，自杀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而章太炎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却直言“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并称其为“伟丈夫”。

　　一曲《广陵散》随风而去，史量才英年被狙，“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他在杭州秋水山庄留下的诗句不料成了他最后的绝笔。知音已逝，琴弦崩断，悲痛欲绝、万念俱灰的沈秋水将心爱的七弦琴投入了熊熊烈火……1936年，史量才的遗体下葬在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麓。一位学生说：“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杀的意义，他的死是伟大的死，是千万人的悲愤，他的事业已深深在社会的根底打下了深固的基础。史先生播下种子，这种子将发芽、成长、开花、结实，在未来新世界中放射出灿烂光辉。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人们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20〕黄炎培称《申报》是史量才“一生心血之所凝结”。一位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的学生的祭文说：“史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可见，这是史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21〕仿佛谶语一般，最后史量才先生以鲜血染红了《申报》，用他的生命捍卫了报格和人格。

注释：

　　〔1〕〔8〕〔1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1、13页。

　　〔2〕〔3〕〔6〕〔9〕〔11〕〔12〕〔13〕〔14〕〔20〕〔21〕转引自庞荣棣：《史量才》，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5、436、106、143、144、114、153、154、162、232～233、233页。

　　〔4〕转引自李文绚：《报章血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5〕《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0页。

　　〔7〕转引自《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

　　〔10〕转引自胡憨珠：《史量才与上海申报》，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第119页。

　　〔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16〕〔17〕《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0页。

　　〔18〕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书屋》2003年第8期

（本篇为当初语文拓展选修上阅读材料之一）

许志永：我们无法逃避——关于南方都市报事件的说明

2004年3月19日，喻华峰被判处12年徒刑，4月1日，程益中被正式逮捕。这两位为国家创造了巨额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优秀报人，因为三年前的一次奖金分配要被处以重刑，而背后的原因——那些法律之外的传言几乎人尽皆知。埋葬了收容遣送制度走在时代前沿批判旧体制的勇士们，旧体制反过来要埋葬他们。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时代悲剧。

这个悲剧不仅关系到喻华峰和程益中两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言论自由、媒体改革、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于是，为了公共利益，我承担起了喻华峰辩护人的职责，同时，也在积极帮助程益中，我感觉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不是律师，所以从来不为谋取经济利益代理案件；我不懂权力，所以从来不会追逐虚名和一官半职。我只想做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公民，路见不平，不能沉默，社会进步，匹夫有责。

我想说，这是一个冤案，法律判决是错误的。我不是因为作为辩护人就这么说，而是从一个知晓法律的中国公民的立场上这样说。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判决，中国走在时代前沿的优秀媒体的管理人员几乎个个都可以被定贪污罪。南方都市报分发奖金的灵活机制可能相对于传统体制有些不协调，但他们没有侵吞公共财产的故意，这决不是一个犯罪问题。这是一个转型时期的观念问题。

我想说，这个案件的网络消息不该遭到封杀。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这个案件公开讨论可以促进媒体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反思我们的司法现状，可以促进社会公正。这是一个进步的契机，希望它不会变成一个制造新的压制、愤怒和敌意的契机。

作为辩护人我们无意干预司法，也不可能干预司法，如果说我们的司法受到了干预，那么干预司法的从来不是民意，而是权力。

我们无意惹是生非渲染一个事件，我们很不愿意让全世界嘲笑我们的司法，歧视我们的制度。只是，这样的判决太离谱，太荒唐，有些话我们不得不说。或许，面对强大的压力，我们在表达自己声音的时候显得很着急，甚至我们顾不上这种声音是否会成为别人嘲笑我们国家的把柄，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微弱了，就这微弱的声音还时常遭到封杀。其实，我们不想这样愤怒，我们很想理性地探讨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和改革问题，我们在尽力。

很多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们挺身而出让我们感动，我们一起为公共利益奔走呐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很多理由保持沉默，我们可以猜测甚至发现喻华峰和程益中有哪些缺点，挖掘他们所有犯过的错误，总之，我们可以选择逃避，而且在逃避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理由来安慰自己的良知。但是，有些事情总得有人来承担。这个不公正的判决意味着社会进步力量受到打压，意味着千千万万普通百姓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无处伸冤，意味着我们国家掩盖、压制以及可怕的不可捉摸的未来。我们真的无法逃避。

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还有多远，但确信这是一个走向民主法治的时代，我们有信心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许志永 2004年4月10日

“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 舆论之力不可杀！”——邵飘萍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林白水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史量才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

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程益中

各位同仁，战友们：
　　这个冬天特别冷。大雪压青松，悬崖万丈冰。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我们和南方都市报推向地狱深渊。面对这场灾难我们如何自处？南方都市报向何处去？在焦灼和煎熬之中，我们除了要经受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更要痛定思痛，梳理凌乱的羽毛，舔干伤口的血迹，透过迷朦的泪眼，穿越乌云飞度的现实，洞察阳光灿烂的未来。

　　一、如何看待这待灾难？

　　1、从世界一切伟大事业的成功经验来看，这场灾难的来临具有极高的发生概率。我们干的不是平庸的、混饭的活计。我们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向世人宣告过：南方都市报要从强大走向伟大。试想一下：伟大是那么容易担当的吗？！温室中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吗？！通往中国报业颠峰的道路难道会是平坦的吗？！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伟业，只有沿着陡峭山路不停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快乐总是平凡的，痛苦总是伟大的。越堕落越快乐，越高尚越痛苦。我们所有的作为就是和平庸划清界线。我们所有的价值就是反抗人们骨子里的惰性和奴性。我们探索的是一条别人没有尝试过的道路。我们是当代中国报业当之无愧的先锋。我们这种自命不凡、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作风与丑陋不堪、肮脏无聊的社会现实之间，势必形成一触即发的张力。这场灾难便是张力释放的一种方式。受伤总是难免的。

　　2、从南方都市报与个别权势人物冲突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灾难蓄谋已久、势在必发。其实，早在2003年六七月间，孙志刚案接近尾声之时，针对南方都市报的有罪推论和掘地三尺的大规模排查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与南方都市报有过大宗业务来往的广告公司都被勒令交代与南方都市报相关的违法犯罪问题。有人磨刀霍霍，毫无顾忌地向全社会公开宣称，一定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机器，好好收拾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有人不得不奉命行事。这已是广州城内公开的秘密，坊问谈论已久的话题，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时候，我和我的一位战友曾经套用邓小平的话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如果没有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就没有幸福的今天。人类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会不断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生命！但人类从来都没有因为害怕代价而拒绝真善美。

　　3、既然灾难迟早要来，但早来总比迟来好。早来，我们还输得起，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还不至于无力自拔，我们还不至于前功尽弃。这就好比万米赛跑，起步没多久就摔跤，总比快要冲刺的时候摔跤要好办得多。我们还得来及追赶那些跑在我们前头的人。我们还有大把青春，我们还有大把明天，我们将要干成的事业绝对远远大于我们已经干成的事业。我们还年轻，摔一跤无非鼻青脸肿，还不至于象老迈之人摔跤就一命呜呼。我们现在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被成功和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我们还没有居功自傲，我们还比较清醒。我们好在还没有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泥足深陷。我们的问题只是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和经验不足的问题。我们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大的问题，否则我们这次就万劫不复。这场风波来了，给我们当头棒喝，给我们敲响警钟。让我们还来得及完善企业管理各种规章制度、程序和手续，我们还来得及无懈可击。这总比我们罪孽深重的时候才受到审判要幸运得多。

　　二、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1、无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放弃我们曾有的理想和信念。南方都市报捍卫国家、服务社会、效忠人民的理想无罪！南方都市报还原真相、追求真理、奉献真情的信念无罪！理想不能倒，信念不能垮。理想和信念乃是寒夜里手中的火炬、天上的北斗。我们必须志存高远，神思冥想，上达天听，感念天空、大地、河流、原野等一切辽阔的事物。我们不能够让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失望；经此一役，我们不要自抛自弃、自轻自贱，我们反而更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我们更应该握紧我们的理想和信念。

　　2、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南方都市报代表的是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南方都市报是实践"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当之无愧的楷模。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

　　3、我们大量的正面宣传和表扬报道尽管为当权者"帮了不少忙"，但我们极其少量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也给他们"添了不少乱"。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帮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所谓的添乱则要天诛地灭，赶尽杀绝。在这个方面，既有我们如何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和批评报道的艺术的问题；更有一些当权者如何建立与媒体打交道新模式和养成接受舆论监督的好习惯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些教训需要吸取，但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说，对于我们的成绩来说，我们的缺点和不足是微不足道的。这当中，我们应该明白，合作与对话是媒体和公众人物应有的关系。人民公仆也应该明白，和媒体合作与对话，就是和自己的主人–人民合作与对话，因为媒体是一座桥梁；不管你贵为巨星还是贵为天子，你都应该明白，不经过这座桥，你就不能抵达人民心中。

　　4、我们存在的问题，不是报业改革出了位、出了问题，而是报业改革不深入、不到位的问题。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报业在中国还是一个怪胎：报业作为一种产业，当然具有一切产业的市场属性、价值规律和经管法则；但是，报社在中国，机关不像机关，事业不像事业，企业不像企业，人不人鬼不鬼。当查税的时候，报社就是企业；当投保的时候，报社就是事业；当整人的时候，报社就是机关。我们现在的困扰对于企业来说早就不是什么困扰了。经此一役，我们更要铁心搞改革，我们的问题是，机关、事业和企业弊病我们全了，好处我们都占不了。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融汇机关、事业和企业的长处和优点，将南方都市报的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要尽快把南方都市报变成一个高度法制化的现代企业，彻底摆脱人治型企业人亡政息的宿命。我们的经营队伍，是全国最优秀的报业经营队伍。这一点已经被举世公认。我们没有理由动摇对我们经营理念和成绩的信心。我们只是大的企业体制框架不行。我们原有的经营观念和游戏规则不但不能抛弃，不能改变，反而更进一步地强化、进一步推进，我们要把我们以前所取得的经营理念和游戏规则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它受到法律保护，而不是受到法律的打击。

　　三、如何面对我们的未来？

　　1、南方都市报2004年报纸品牌将保持相当的上升势头，各项经营指标将保持25%-30%的增幅。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民对南方都市报的热爱。这将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张报纸已不仅仅是专属我们的一份事业，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2004年，南方都市报将按照既定的方向继续前进。全年报纸日均发行量将保持在150万份以上，广告额将突破16.5亿元，纯上缴利润将达到2.5亿元。2005年，南方都市报将迎来历史上第一个高峰。这一年，南方都市报的单日发行量有望突破200万份，全年广告额将突破20亿元，纯利润将达到5亿元；南方都市报将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报业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2、南方都市报系2004年将继续稳健扩张：新京报2004年日均发行量将达到50万份，广告额有望达到4亿元；2004年，南方都市报系中还将增加至少1家日报和2家杂志。2005年，南方都市报系将发展拥有4家大型综合类日报，2家周报，3份杂志的……

　　3、南方都市报自身发展和报系扩张，将为中国大批有理想、有责任感、有专业素质和职业色彩的年轻报人提供服务社会大众、实现人生价值、施展知识才能的最好平台和最佳机会……

　　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我们要学会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坚守内心宁静的阵地，于狂乱纷披的枪声中，捕捉子弹飞来的方向。我们恳求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南方都市报。这既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策略。我们希望大家即便要离开也要选择南方都市报最风光的时候离开南方都市报。

　　各位同仁，战友们！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南方都市报这列呼啸而来的战车。只要我们敬畏时间，我们就能够赢得历史；只要我们敬畏民意，我们就能够赢得空间；只要我们敬畏科学，我们就能够赢得真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发挥智慧，拿出勇气，挥洒汗水，聚精会神办报纸，一心一意搞经营，迎接我们的就不仅是枪炮和污水，也会有鲜花和美酒！

　　谢谢大家！(2004年2月2日)
　
　补充于2019-3-3，22:13 　

《中国梦，宪政梦》

《南方周末》编辑部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国，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我们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乡镇企业到“民企”，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我们重新体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们重燃对公义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面对暴虐强力，我们双手相握，一起走过艰难时刻，迎接生活转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挺起胸，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重走先辈的宪政长征，重温先辈的伟大梦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先败于英，后败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耻感深深刺痛中国士人。保国！保种！由洋务而君宪，由立宪而革命。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愤者不惜彻底打倒“孔家店”，决绝地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起。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国并没有随之而来。

国家内外，战争连连；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这一切美梦的根基。

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

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

兑现宪政大梦，每个人才能做好个人的美梦。而这需要我们就从手边做起，就从守护此时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将重任留给子孙。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这一点，很多人早就努力践行这一点。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

你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梦想，并且兑现梦想！

为你的梦想鼓掌，为这个国家的梦想加油，这就是很多新闻人的梦想，是他们不大不小的野心。他们忠于新闻，更忠于内心。愿你也有个玫瑰色的美梦；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赋。

总会梦想人人都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街头卖艺；

总会梦想人人内心有爱，即使罪犯也未必穷凶极恶，总有恻隐之心自由闪动；

总会梦想阶层只是引人自由流动的动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视的天堑；总会梦想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为改善人类的现代处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转转一百七十年，美梦成真何其难！一百七十年后，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温天命之谓性；依然有人坚持要求权利一一落地，政治复归于正，公义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难，梦想终会落实为宪政良制，风行为敦敦美俗。

先辈们筚路蓝缕，践义成仁。如今，后人承继其志，燃灯前行。

兑现梦想，自然要借鉴前贤智慧，与古人的信仰、习俗和情感和解。儒释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汉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这决不是要复古，古人不能给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轻易贬损先辈，平心静气地吸收转进，以让中华文明开新花，结新果。

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罗马法治，借鉴英美宪政，追赶现代科技文明。

但这也不是仅仅作一个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西人有西人演进的轨迹，同样未必能直接给予我们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与各国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种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要遵循人类共通的价值，也要不惮于做自己的新梦。

称美古人，赞扬邻居，不是因为他们足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熟悉他们眼中洋溢的快乐，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

宪政之下，才能国家持续强盛，宪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强大。兑现宪政梦想，才能更好地外争国权，维护国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内争民权，维护人民的自由。而国家的自由最终必得落脚于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脚于人人可以我口说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梦。

生而为人，谁能不热爱自由？这自由，不仅是权利针对权力而言，也是宽恕针对报复而言，是般若针对无明而言，是仁爱针对暴虐而言，是有道针对无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万物自在，各正性命。这就是古人的梦想，先辈的梦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梦想。

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万物诞生，因梦想不灭。梦想就是生生之几，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倾听你的梦想，期待你敢于做梦。你从苦难中爬起，他们为你加油；你尝尽人世冷暖，他们为你加油；你收获美好生活，他们为你加油……他们别无所资，惟有对梦想的执著；他们别无所长，惟有对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

看到点历史
唉，今天中国已经没有几个调查性记者了¹，群众也学会了主动污名化一些敢说话的媒体扣各种递刀子臭公知勾结CIA之类的狗屁帽子
真是坏时代

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2020/6/28 补. 阅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有感. “这才几年啊”）

参考：

审查让调查性报道逐渐消失^solidot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大河报》等媒体曾以调查报道而闻名全国，然而如今随着审查力度的加大，调查性报道逐渐消失，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调查记者人数大幅减少。据中山大学去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称，调查记者的数量在六年内减少了一半以上，只剩下 175 人。这一趋势令很多人感到遗憾，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就结束了。
—— 2018/04/28